品读维特根斯坦，实属不易。众多读者或许都已意识到，难以获得对维特根斯坦的“决断式解读”，但这并未造成何种困顿，反而让人更加投入地去钻研他的文本。这恰是维特根斯坦的过人之处。斯坦利·卡维尔曾提醒我们，维特根斯坦的文字很可能是经过精心构思的“教学法”，它“耐心地期待着回应”，期待着“研究者或读者的参与”。
梁家荣新近翻译的《与维特根斯坦谈话》即为此种教学法的生动体现。莫里斯·奥康纳·德鲁利乃维特根斯坦的忠实追随者，在其影响下，放弃了哲学事业，转为精神医学。书中记载的对话，时间跨度从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直至其生命终结。德鲁利揭示了维特根斯坦如何破除各种思维定式，怎样反复琢磨思考的出发点，以及怎样让哲学的探寻与日常生活融合成“生活形式”。哲学探讨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为了问题的阐明和困惑的消解，但谈话的最终结果却将人们引向更为晦暗的境地——那里缺少清晰的指引，也未必能导向拯救，却让维特根斯坦沉浸其中。
文/孙宁
《与维特根斯坦谈话》
作者: [爱尔兰] 莫里斯·奥康纳·德鲁利
译者: 梁家荣
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年3月
“无意义”中的意蕴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命题分为三类：分析命题、事实命题，再加上大多数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神学陈述所属的第三类命题。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与他们的立场相同，主张这第三类命题既不能通过逻辑推导，也无法经由经验验证，所以在严格的认知角度上属于无意义。
这实则是误读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他探讨了语言如何描绘实在，以及真值函项理论，之后在两者的结合上，提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这一划分非常关键，它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思考问题的基本构架：不可说的内容无法用命题表达（Sagen），却可以展示（Zeigen），它支撑着所有可说的内容。正因如此，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除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到的三类命题，语言还存在一种极为特别的用途——它不是陈述（gesagt），而是指明（gezeigt）。
维特根斯坦，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后获得英国国籍，是20世纪的哲学家，分析哲学的核心人物。早期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启发，凭借《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哲学与语言及逻辑的关联；后期由《哲学研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再次革新了哲学的图景。他的思想对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指出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是些非命题化“意义”，这类意义缺乏真值，也无法形式化。他认为，在特殊的生命时刻，这些无法明言的意义是能够被真切体验到的。这种体验不仅生理层面可见，更有精神层面，甚至超越了自然的界限。他在1929年的伦理学演讲中指出，如果伦理学有意义，那将是“超自然的”，而非“自然的”。（楼巍编译、导读：《维特根斯坦论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第122页）同样在该讲座中，他还讨论了信仰体验的意义：“对世界存在的惊奇”“感到绝对安全”“意识到罪恶”。他告诉听众，“对于体验过它们的人，例如对我而言，是具有内在的、绝对的价值的。”（《维特根斯坦论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第128页）他关于信仰体验的阐述，让人想到维特根斯坦深入研究过的威廉·詹姆斯。后者在《宗教经验种种》中指出，所有信仰的根源是一种“不安”感受，是“感觉自己所处的自然位置出了偏差”，并由此生出这样的信念：“只要我们和高级力量建立合适的关联，便能获得拯救。”
在那些虽难言明却可感可知的意义之中，神秘的缝隙开始悄然显现。詹姆斯的论述中有着明显的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