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美国初创：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麦迪逊政治思想中的科学》，[美]I.伯纳德·科恩撰写，王兆凯翻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25年2月，全书275页，定价98.00元。
两种“先驱”的视角
提及I.伯纳德·科恩所著的《科学与美国初创：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麦迪逊政治思想中的科学》，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科恩本人的背景。科恩在科学史界享有崇高地位——作为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创建者、美国首位科学史博士，以及牛顿《原理》的英文版译者，这些成就都足以让人瞩目。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部学科史的缩影。科恩动笔时已是八十一岁高龄，自从他从乔治·萨顿手中接过《伊西斯》的主编职务，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距离他完成那本长达九百页的《原理》校勘版，也有二十三年的光景。一位学者在晚年选择回望“建国之父”，这本身带有深刻寓意：科学史学科发展了半个世纪，正如九十年代经历的高速上行期的美国，都到了需要回溯过往的时刻；而科恩作为这个学科的先驱，他的回望不仅针对杰斐逊们，也是对他参与创立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回望。
双重回望塑造了本书的基调。它并非一部客观的档案研究，更像是一位学科奠基人的“学术遗言”——既有开创者的自信，也不失老派学者的坚持。科恩想要证明的论题看似简单：科学并非美国建国者们闲暇时的消遣，而是深度融入他们政治思维的核心要素。然而，如何证明，又要证明到何种程度，背后牵涉的是科学史学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面临的方法论难题。
从萨顿到科恩：学科范式的两度转换
理解科恩的论证策略，需要置于科学史学科在美国形成的特定语境中。1912年，乔治·萨顿创办《伊西斯》时，怀抱着近乎传教士的激情：科学是人类理性的巅峰，科学史则是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尺。萨顿的范式是“英雄叙事”加上“编年积累”——从古希腊到牛顿，大科学家们如同接力赛选手一般，将真理的火把传递至今。这种范式在二战后的美国遭遇了第一次危机。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于1962年，那是在科恩接任《伊西斯》主编之后不久。库恩将“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属性推向了前台，科学变成了有人情味的江湖，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再理所当然，科学史因此踏入了“后库恩时代”。
科恩的学术生涯横跨这两个时代。他早期追随萨顿，编辑富兰克林电学实验的详细注释版，从事的是典型的内史研究；中年时与同事合作校勘牛顿《原理》，关注的仍是文本与概念的精确演变。但《科学与美国的初创》一书问世于1995年，此时科学史学科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换——七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八十年代拉图尔《实验室生活》对物质性的强调，九十年代跨国界、跨文化的知识流转研究。科恩这本书，在方法上似乎停留在第一次转换之前：他仍在探究建国者们了解多少科学，而非科学话语如何塑造了“建国者”这一主体；他仍在梳理杰斐逊读了哪些牛顿，亚当斯误解了什么力学，而非审视“牛顿主义”本身是如何被后世学者建构成一种话语装置。
科恩的研究方法与对象，若以今天的视角回观，更像是美国式的“经学”。他坚守已经处于绝对静止状态的十八世纪文献，深信微言大义与国父们的无穷智慧；如果无法直接证明，便运用更广泛的同期文献，编织一张名为“思想史”的网，串联起词句与词句之间的联系，为这个文本系统强加上动态，让已经被历史尘埃覆盖的研究对象，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种学术审美上的“滞后”是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特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