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上海。一张报纸让贺子珍瞬间崩溃。她紧紧攥着那张纸，双手不停地抖，泪水夺眶而出。侄女贺小平站在一旁，茫然地看着。她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干瞪眼。
贺子珍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他也是我的儿子啊。"毛岸英牺牲已经四年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整整四年，所有人都瞒着她。为什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说贺子珍和毛岸英的关系，得从两个孩子在上海街头无人问津的日子说起。
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的童年，想起来都让人心酸。母亲杨开慧于1930年牺牲，那年岸英才八岁，岸青更小。父亲毛泽东在江西前线浴血奋战，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两个孩子辗转流落，最后在上海街头相依为命。他们靠卖报纸、捡破烂为生。那时候的上海鱼龙混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两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饿了就找东西填肚子，冷了就随便找个地方躲着。
直到1936年，地下党同志才找到他们，把他们送到了苏联的国际儿童院。那里收留的是各国革命者的孩子，条件虽然不算差，但总算是有了饭吃，有地方睡觉。可对于从小颠沛流离的孩子们来说，安全感不是一顿饭就能给的。
他们到莫斯科后，身上总带着一种警惕。见到陌生人不爱说话，也不愿意亲近。这是被生活磨砺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不是坏，而是无奈之举。
1937年冬，贺子珍前往苏联治病。她身上带着长征时留下的弹片，有十几块一直没能取出来，痛苦了好多年。同时，她在婚姻上也正经历波折，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很差，身体也每况愈下。
到了莫斯科后，有人告诉她，毛岸英和毛岸青就在附近的儿童院。贺子珍去看望了他们。
第一次见面，气氛异常冷清。两个孩子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中国女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人主动开口说话。他们不认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贺子珍倒没多想，她只是想看看孩子，也没指望他们会热烈回应。
那次见面很短暂，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但她记下了这两个孩子模样。
每个月用70卢布，换来孩子们的亲近
贺子珍是个行动派，不太会说话，但她做事很实在。
她开始定期去儿童院看望岸英和岸青。每次去，她都不是空手而来，也不会坐在那里闲聊就离开。她帮孩子们收拾房间，洗衣服，检查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候看到孩子衣服破了，她就把衣服带回去缝好再送回来。
那时候她在苏联每个月只有70卢布津贴，这点钱在苏联并不宽裕。她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节俭，吃饭能省就省，衣服能凑合就凑合，省下来的钱都用来给孩子买水果、文具。苏联的冬天很长，新鲜水果很难买到，她每次带去的时候，孩子们都很高兴。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岸英和岸青对她态度慢慢变了。不再是见面就沉默，而是会主动跑过来，跟她讲讲最近发生的事，说说在学校里的见闻。
孩子改口叫她"贺妈妈"，具体是什么时候已经没有明确记录，但这个称呼一旦叫出来，两个孩子的关系就彻底不同了。
这个"妈妈"不是随便叫的。孩子们从小就没有完整家庭的温暖，他们喊出这个词，是真的把贺子珍当成了亲人。贺子珍当时到底是什么感受，外人无从得知，但从她后来对他们的态度来看，她也是真心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贺子珍在苏联生过一个孩子，叫廖瓦，小名柳瓦。这个孩子是和毛泽东的骨肉，却出生没几个月就夭折了。孩子离世的时候，贺子珍整个人都垮了。她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没有什么亲人陪伴，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沉重。
岸英去看她的时候，他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自己经历过不少事情。但他来到贺子珍面前，含着泪水说："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我们也是您的儿子。"
就这么一句话，让贺子珍哭得更伤心了，但这种哭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哭充满了绝望，后来的哭多了一份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