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词典”要不得（金台随感）

周二中

江蓝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于2026年4月问世。此前，江蓝生在江苏常州就《大现汉》做过一次讲座。江蓝生是吕叔湘的徒弟，她表示，吕先生当年曾指出：“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若要编，就得超越前人；若要编，就得有特色，有新意，否则就没必要编。不要编成一部‘胖词典’。”

吕叔湘关于“不要编成‘胖词典’”的叮嘱意味深长，不仅影响了江蓝生编撰《大现汉》的思路，更体现了一种治学精神，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让词典“胖”起来似乎是件简单的事。目前各类词典琳琅满目，若编者仅求增加内容，从事物物理层面上的叠加，尽管也要付出不少努力，但终究只是个搬运工，或者主要是重复性的工作。编成“大”词典则不同，这里的“大”并非单纯指卷秩之大，更在于内容的创新与丰富。这就要求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前人”，精益求精，方能令“大”有分量有内涵。

以此类推，如今各行各业，不少人热衷于表面的“大”，大项目、大成绩、大场面、大影响。一项工作还没动手，剪彩仪式就人声鼎沸，有声有色。材料越写越厚，汇报越讲越长，方案越来越复杂，但核心见解有多少？实际效果有多少？无从知道。《论语》提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相宜，方能称为君子。工作若只重形式之“胖”，不重内容之“实”，便滑入“文胜质”的误区。唐代韩愈提倡“文以载道”，反对骈文的浮华，宋代欧阳修等人修撰《新唐书》，主张“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追求精简而非堆砌。这些古人的见解，在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崇尚空谈，追逐虚名，何晏、王弼等人以玄学为高，能言善辩，著作颇丰，看似学问“胖”得可观，实际上对国计民生帮不上什么忙。《颜氏家训》评述得恰当：“博士买驴，券书三纸，内无‘驴’字。”三纸凭据不见一个“驴”字，这样的“胖”文章，实在不必。

文章推崇“少”与“精”。《周易》讲：“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简单之中蕴含天地之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部《史记》概括3000多年历史，言简意赅。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历时19年，字斟句酌，去芜存菁，300余万字梳理千年兴衰。这才是真正的“大”，而不是“胖”。

如今社会生活节奏快，信息过载，人们更易陷入“胖”的困境。公众号常常“万字长文”，书柜里满是“石块巨著”，工作报告越写越长，会议越开越多。似乎谁的东西越“胖”，谁就越受重视、越用心、越有价值。其实，真功夫，在于提纲挈领，把复杂的事说明白、做扎实。为人做事，没有不是这样。与其贪大求全，不如专研精进，与其虚胖浮肿，不如瘦硬有力。剪去不必要的枝节，减掉无谓的繁杂，留下真本领、硬功夫、真成效。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