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京城秋意渐浓。
中南海怀仁堂内，新中国首次军衔授予仪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当时执掌军衔评定大权的，是罗荣桓。在他的评审名单里，有一个人的名字让他颇感踌躇，此人正是刘子奇。
刘子奇，早在1930年就已是红军师一级将领，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依然是师长之职。
以军衔晋升的资历来看，他比许多中将还更胜一筹；论及战功，长征、抗战、解放战争，辽沈大战等重大战役，他无一缺席；但细看他的履历，任职经历一栏却尽是起伏跌宕。
罗荣桓反复思忖，最终还是将此事上报。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提了个建议：“你定不妥，我也不合适，不如让他自定。”
罗荣桓只得给刘子奇打去电话。电话接通后，罗荣桓询问他的想法。刘子奇沉默了片刻。
那么，刘子奇的最终军衔究竟如何呢？
从织工到“火箭师长”
刘子奇，生于1900年湖南浏阳一个贫寒农家。
8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母亲再嫁，年幼的他只能背井离乡，到县城织布坊当学徒。
那时的日子异常艰难，稍有不从，工头就要用藤条抽打他的后背。正是这般环境，反倒磨砺出了他刚毅的性格。
1926年，叶挺独立团进驻浏阳，刘子奇带着工友出城相迎，自此踏上了革命之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
正是危难关头，27岁的刘子奇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带着四十余名同志重返浏阳老家，组建起革命联防队。
他走村串乡宣传革命主张，队伍很快从几十人扩充到上千之众。
1930年，年仅30岁的刘子奇被任命为浏阳赤卫军队长，并率部参与攻打长沙。
当红旗插上长沙城头时，彭德怀拍着他的肩膀称赞道：“好你个刘子奇，比老子当年还勇猛！”
也正是长沙大捷，让刘子奇声名鹊起，他由此从赤卫队队长直接晋升为师长，成了红军中闻名的“火箭干部”。
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场胜利竟成了他三次降级的开端。
三次降职
第一次降级，是刘子奇主动请缨所致。
1930年攻占长沙后，众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唯独刘子奇找到彭德怀说：“老总，我想读书。”
彭德怀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小子打仗这么厉害，读什么书？”
刘子奇挠着头皮解释，长沙战役中他因为看不懂地图，险些耽误战机。“我连地图都看不明白，打胜仗全凭运气。哪天运气没了，怎么带弟兄们打仗？”
彭德怀沉吟良久，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刘子奇脱下军装进入了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半年后毕业，师长之位早有他人接替，他只能从团长干起。
老部下替他鸣不平，他却毫不在乎：“能学本事就行，当什么官无关紧要。”
有回陈伯钧在行军路上打趣他：“老刘啊，别人是官越做越高，你倒好，师长变成了学生了。”
刘子奇听后，自信地拍了拍挎包里的《孙子兵法》说：“等小鬼子开着坦克过来，你就知道书里藏着多少机关枪了。”
后来这话果然应验了。
1942年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他带着在延安学的步炮协同战术，硬是将太行山坳变成了日军的埋骨地。
第二次降级，起因是一次违规行为。
1933年前后，刘子奇因违反军纪开枪击毙了一名国民党军官，被降为团长。
也有说法称是因为擅自杀了俘虏而受处分。
无论原委如何，处分是实打实的。但即便降了职，他做的活却还是师长的活，带兵打仗、指挥作战，一样没落下。
就像《亮剑》里的李云龙一样，功劳不少，处分也多，虽然降了级，实权依然最大。
第三次降职，发生在长征途中。
1934年10月，刘子奇已是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奉命在湘江岸边阻击敌军。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他带着战士们在战壕里坚守了整整三天三夜。
最终，五十三团以过半伤亡的代价完成了任务。
可就在庆功会上，上级突然宣布：刘子奇降为营长。
原来，有个连长误传了撤退命令，导致一个排遭到敌军包围。
后来刘子奇将责任全部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