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杜涛
某东部工业县的财政部门主管，每月都要为资金调度的事务犯难。表面上看，这座县城的经济数据亮眼，GDP增长可观，工业用电量不断攀升，工业增加值同样稳步提升。可这位负责人心里清楚，这些亮丽的数据背后，真正的财政收入却没能同步增长，财政收支的缺口还在持续扩大。
财政收入哪怕有些许增长，也未必能转化为实际的可用财力。扣除专项债的利息支出、体制上解的款项以及历史遗留的欠款后，能真正归该县支配的资金并不充裕。
即便资金使用上已经捉襟见肘，各种突发状况还时常雪上加霜。
比如不久前，该负责人所在区域的一家国企，就以“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为由，向主要领导紧急求助，要求财政部门出手相助。主要领导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直接批示要求财政给予支持。在如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这家国企若再增加支出，其他领域的资金缺口将立刻暴露出来。“国企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持续依赖财政输血维持运转，这无疑削弱了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该负责人感叹道。
在缺乏新增资金来源的窘境下，上述负责人只能通过动用库款、协调银行拆借或寻找新的融资渠道等方式来应对。问题是，财政局局长手中可供调配的金融资源同样是有限的。一旦将资金用于国企纾困，就意味着原本用于保障工资、养老金等刚性支出的资金会相应减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本质上就是把国企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政府财政。”该负责人解释道。
以往，城投平台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渠道；现在，政府反而需要为地方国企的债务问题“买单”收拾残局。
尽管如此，这位负责人认为，当前工业领域的部分增长，虽然短期内难以形成足够的财政贡献，但长远视角下，依然为财政平衡创造了条件。
这位负责人表示，现行财政管理机制下，县市级政府缺乏自主制定政策的权力，面对自上而下的各项指标提升与扩面要求，以及层出不穷的考核问责机制，财政收支压力巨大。他期待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能够尽快推进，借此机会厘清各级政府间的收入分配格局、财力事权划分，以及地方城投国企的转型路径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一个工业县的税收状况
这个工业县依托多个产业集群，推动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增值税在中国现行税收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而工业企业则是增值税的主要纳税群体，这也是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工业项目的重要动力。
凭借坚实的产业基础，这个县的财政状况尚可。在疫情爆发前，该县税收收入（分成后）大约能达到年40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约为78%。进入疫情时期后，税收收入逐年下滑，到去年已经不足30亿元，五年间累计减少了10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也下降至60%左右。
通常来说，税收占比越高，代表财政收入的品质越好。
即便税收总额有所减少，当地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并未呈现同步变化。该负责人观察到，工业产值和用电量数据依然在增加，但由于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部分企业利用“大拆小”手法享受税收优惠等因素，导致地方实际留成的税收减少。再加上考核机制存在错位，基层财政的调度空间变得异常有限。
比如，他注意到当地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会进行分拆操作，即将一个主体拆分成若干个小微企业，以此来享受小微企业适用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位负责人口中的分拆现象，在不少地区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占比较高的县域。一位税收领域的专家推测，一个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因企业分拆可能导致的税收损失，每年可能高达亿元级别。
近年来，税务部门一直致力于打击通过分拆企业等手段骗取税收优惠的行为。2026年2月，西藏拉萨、江苏扬州、安徽铜陵、甘肃嘉峪关等地的税务机构，就公开曝光了4起通过虚报研发费用、利用个人账户隐匿收入、企业分拆虚增收入、虚列经营成本等方式骗取税费优惠的偷税案件。
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多项工业指标呈现复苏迹象，特别是出口环节表现突出。但在部分区域，工业的回暖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对财政收入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土地市场的低迷拖累了经济复苏的进程。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048亿元，同比下降28.7%，呈现持续走低的态势。
另一方面，在部分地方，传统的用电量等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工业的真实发展状况。有业内人士在调研时指出，部分地区的工业用电量增长，与实际的工业活动并不完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