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县城纷纷试图效仿“合肥模式”，妄图借此弯道超车，成为风投领域的佼佼者。但现实颇为骨感，大部分县城并不具备这种资源条件。
熊志 文章撰写
区县级政府的基金热潮，被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无情刹车。最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指出，“县区原则上不允许新设政府投资基金”。
在“合肥模式”的光环效应下，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基金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发展，一度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做法。
为何中央此次会突然叫停？
除了防范金融风险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席卷全国的基金招商风潮，在一些地方已经异化成政绩竞赛，偏离了产业培育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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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意见》的发布，并非政策首次对县城的基金热潮进行降温。
2025年1月公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县级政府应严格限制新设基金，财力较强、具有资源优势的县区如确需成立基金，须报上级政府审批”。
从政策表述上看，去年还留有余地，称之为“严格限制”，今年则直接升级为“原则上不得新设”，仅此一字之差，意味着监管全面收紧，实际上基本关闭了县城新设投资基金的大门。
如此剧烈的政策调整，无异于在狂热的县城基金热潮中，泼了一瓢冷水。
众所周知，近些年，“合肥模式”备受瞩目。合肥国资借助产业引导基金，精准布局京东方、蔚来、长鑫存储等企业，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资本回报，还推动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存储芯片等产业迅猛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杆。
因此，合肥这种“基金+项目”的投资经验，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
以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主要依靠土地和税收优惠。但现在，某些地区竞争方式转变为争夺“股权财政”——即政府投资基金出资吸引企业入驻，并设定一定的返投比例，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建厂，以此带动税收和就业。
投中数据表明，截至2025年底，区县级基金数量已占全国政府基金总数的4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政府投资基金，流向了最基层的县城。
部分小县城财政紧张，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但在“别人有我也得有”的攀比心理驱使下，也盲目跟风设立了政府投资基金。
《经济观察报》曾报道过，安徽某财政收入不足40亿元的县，“一家国企平台设立了15只私募基金”。
若政府投资基金沦为粉饰政绩的工具，背离了产业发展的初衷，这场遍地开花的风投竞赛，便彻底走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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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县城纷纷试图效仿“合肥模式”，妄图借此弯道超车，成为风投领域的佼佼者。但现实颇为骨感，大部分县城并不具备这种资源条件。
不论政府投资基金看起来多么专业、复杂，其核心宗旨始终不变：将资金投向产业项目。
由此会引出两个核心问题：资金从何而来？项目是否具备可行性？
“合肥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抛开其他因素不论，一个基本前提是，合肥作为安徽省会，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能够承受长期投资无回报的风险。
但许多县城地区，财政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入不敷出的状况下，还要筹集资金设立基金，一方面要承担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小规模的基金体量根本无法吸引优质项目，亦无法起到产业引导的作用。
更大的挑战在于产业配套。
合肥国资推行产业引导基金，是基于现有的产业格局。比如，投资京东方，是因为其显示面板技术和当地家电产业紧密关联，能够形成上下游联动效应。
但在众多县城地区，缺乏完善的产业生态，即便通过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入驻，若无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很难真正扎根。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资金虽然投出，但产业未能落地生根，投资便成了徒劳。
须要正视，一些基层地区，不仅资金是否充裕成问题，就连懂得基金运作的专业人才，可能都难以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