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珠｜云淡风轻仁者寿——怀念陈匡时老师

岁月匆匆而过，陈匡时老师的离去现已届一年。他仿佛天边的一朵祥云，从我的生活中悄然飘远，唯有他那标志性的和蔼微笑，永远定格在我心底。这段时间里，往事不断在脑海中回荡，我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却思绪纷乱，一时不知如何落笔。

陈匡时与夫人祝启秀，1993年在宿舍门前合影（李细珠供图）

回想起三十八年前那个暑假，正值大三到四年级，人生又至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决定报考研究生。说来也怪，当时突然升起报考近代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念头。那时信息传播远不如现在方便，我偶然购得一套刘培华先生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又在图书馆发现一套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下两卷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其中上卷第一、二分册由陈匡时老师负责编辑。于是，我便贸然给北大历史系刘培华先生和复旦历史系的陈匡时老师写信，表达了自己想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后来，我首先收到了陈匡时老师的回信，他表达了欢迎报考的态度，并给予了鼓励，让我倍感温暖，因此决定报考复旦。至于刘培华先生的回信，好像是到次年考试结束后才辗转到我手中，信中说他已经不再招收研究生了。刘先生也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令人钦佩，但我终究与北大无缘。

那年的研究生考试在春节之后、元宵节之前，正值寒冬，雨雪交加，长沙的天气格外寒冷，备考过程颇为艰辛。好在考试还算顺利，结果也十分令人满意。1989年5月3日，我第一次走出湖南，乘火车沿着浙赣线，历经27个小时抵达上海。或许是因为心情不错，一到江南地界，便感到春意盎然，四处没有高山阻隔，河流在郁郁葱葱的原野上平静流淌，恬静优美，原来湖南并非江南。5月5日上午，我来到复旦文科楼九楼历史系参加面试，第一次见到了陈匡时老师，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自然流露的亲切笑容。可能因为我表现得有些紧张，当我说自己来自湖南师大时，他便接着说林增平先生我们很熟悉，一下子便让我安定下来。本来我内心一直有些自卑，从师大到复旦总感觉像是“高攀”，但陈老师似乎并不在意，一句话就帮我卸下了这个心理负担。常言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陈老师不正是难得的人师吗？我十分庆幸，或许最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上天却特别眷顾，赐予了这份难得的缘分。当时近代史教研室招生的导师有四位，除陈匡时老师外，还有陈绛、沈渭滨、杨立强三位老师。那年招生名额为四个，好像来面试的也是四人。我知道有两位复旦本校的考生（一位是推免，一位是参加统考）因故未能录取，另一位外校的考生自己选择保留学籍延期入学，实际上当时参加面试的四人中只有我被录取；入学之后才知道陈绛老师招收了仇华飞，他是从北大国关专业调剂过来的。沈渭滨、杨立强两位老师第二年分别招收了李立华、黄士芳。

当年9月，我正式入学，与陈老师见了一面，但因为很快就要下基层锻炼，所以也就没能进入常规学习。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全国文科（外语专业除外）应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者，要到基层参加社会实践锻炼一年。复旦全校有48人参与此事，其中历史系有6人。学校对此事十分重视，庄锡昌副校长亲自将我们送到宝山区政府（由宝山县与吴淞区合并而成的新区，是我们的主要锻炼基地，少数人则被派往崇明县）。我们历史系的6人被分配到宝山区检察院。这一年，我们拿着学校每月75元的助学金在宝检工作，不算学制，也不算工龄，我的履历中永远留着一个无法言说的缺环。

1990年9月，我正式开始专业学习。陈老师是一位老派学者，对研究生的培养看似放任，实则采用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重在言传身教。在为学做人方面，我感触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从原始资料入手的研究方法。陈老师对近代史资料的熟悉程度，在学界广受赞誉。他在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