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7日，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匡时教授因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陈先生出生于1933年，寿登92岁，可算是一种圆满。即便如此，先生离去，仍让我深感悲痛。回想入学后，在复旦历史系众多授课老师中，有的历经风雨，如朱维铮先生；有的充满神秘，如张荫桐先生；而更多的，则似陈匡时先生这样，平顺走完一生，细细想来，他们的人生都折射出值得深思、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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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届毕业合影，后排右七为陈匡时。
一、针对近代中国史料结构进行的探索课程
1980年，正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蓬勃生机的时期，我有幸初次见到47岁的陈先生，那是在他为我们77、78级开设的专业选修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上。那几年，许多在“文革”中被剥夺教学机会的中年教师纷纷重返讲台，在备课和传授知识时倾注全部心力，真是茹苦含辛、毫无保留。“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是陈先生改革开放后在历史系开设的首门专业选修课，时间是在1980年下半年（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这门课程名称或许不具吸引力，但来听课的学生却挤满了整个教室。甚至有些本系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员也来旁听。
史料乃历史研究之根本，史料学则是沟通文献与历史的桥梁。通过史料学学习，学生们能够掌握史料的分类、价值及其搜集范围，理解历史文献的源流、体例、校勘、训诂、辨伪等关键内容，进而学会解读历代文集、文书、碑刻、档案等各类历史文献。这门学科的形成相对较晚。记得陈先生曾提起，20世纪60年代初，陈恭禄先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近代史史料介绍”这门选修课，由于没有教材，他自编讲义，历经数年修订并充实内容，最终形成文稿，当时不叫“史料学”，书名定为《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这本教材形式的读本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特意买来一本，书中主要介绍中国近代史史料，涵盖公文档案、书礼、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歌、传记、报刊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并评估这些史料的价值，同时涉及纪传史、地方志及典章制度等著作，还介绍了使用近代史料的基本学术方法，充分展现了其精妙的史料辨伪技巧。
陈匡时先生的卓越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史料编纂领域，尤其是在中外关系史方面，他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他的学术研究触及了近代对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基础，这源于他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师从邵循正教授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他编纂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汇编的一套史料集，主要收集了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资料，分为上下两卷，共四册。其中上卷第一、二分册（起始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前），由陈先生负责选编，该书按近代对外关系的发展分为八章，每章又按性质细分为若干专题，从中挑选档案、文件、条约、奏章、宣言、函电、年谱和回忆录等相关资料，每一题目前都有编者按语，简要介绍了事件背景、实质及其影响，该书至今仍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他的选编经验，也成为了他后来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的宝贵准备。
在“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堂上，陈先生在邵循正、陈恭禄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史料学进行了结构性的探索。每次授课时，陈先生总是半抬着头，目光略向天花板而非直接注视学生，这一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讲课过程中，他未曾使用任何炫人耳目的表达方式，也未曾穿插什么有趣的传闻趣事，整整两节课所传授的都是真切而实用的知识。
二、追溯本源的译书目录研究
陈先生“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对近代译书目录的介绍和分析，这一内容在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料学教材中还未涉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为学生们介绍了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和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课后我就到图书馆查阅了这三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