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远舟，三十一岁那年踏上西非科特迪瓦的行程，被派去协调当地一项基建工程的现场事务。
出发前夜，母亲在机场紧紧攥着我的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她反复叮嘱，说我爸走得早，家里光我这么一个儿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可怎么活。我努力安抚她，让她放宽心，如今非洲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首都阿比让是个挺现代化的城市，再说公司给的驻外补贴很可观，干满三年回来，足够付个首付。
母亲纸巾擦了又擦，临了又补上一句：“远舟，那边姑娘皮肤黑是黑，你可千万别给我从非洲带个媳妇回来。”
我当时爽朗地摆手，开玩笑说绝对不可能，心里也确实没往这方面想过。
可世事往往如此出人意料。我在科特迪瓦的第二年，一个周末去市场买水果时，邂逅了一位卖手工编织篮子的姑娘。她叫阿伊莎，二十二岁，肤色是深邃的巧克力色，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时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整个人仿佛是从阳光下走出来的。
我俩说法语、英语都不流利，但有种感觉，爱意有时候并不需要多少话语来铺垫。
后来项目上来了个本地司机，充当起我们的翻译，我才逐渐摸清了阿伊莎的身世细节。她父亲在她十五岁那年撒手人寰，由母亲独自拉扯着她和两个弟弟。她没机会上大学，高中毕业就到市场摆摊谋生，每天四点准时起床编织篮子，赚的钱分成两半，一半交给母亲维持家计，一半存起来准备自己的嫁妆。
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深深打动了我。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的岁月里，阿伊莎的出现如同光芒照亮生活。我们开始约会，我带她品尝中餐，她领我去吃当地特色的手抓饭和木薯糕。她教我几句迪乌拉语，我教她一些中文日常用语。
相恋半年后，我做出了一个近乎鲁莽的决定——我要娶她。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母亲先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随后在电话里痛哭了足足一个小时。她质问我，娶个非洲女人回国图啥，以后孩子怎么教育，难道你连自己脑子清楚不清楚？
我能体会母亲的忧虑，但毕竟已经二十六岁了，清楚自己要的生活是什么。阿伊莎的善良、勤快、真实，她对我是发自内心的疼爱，绝非贪图我的财富或社会地位。我在非洲见过太多以签证和绿卡为目标的本地女孩，唯有阿伊莎截然不同。
我跟母亲承诺，这一辈子认定了就是她。
母亲终究拗不过我，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自己决定吧”便挂断了电话。
婚礼在阿伊莎家乡的村子里举行。那是一个距离阿比让大约三个小时车程的小村落，红土路两旁点缀着芒果树和腰果树。村庄不大，大约四十来户人家，多数是铁皮屋顶的土坯房，唯有村长家是砖砌的房舍。
婚礼依循当地传统习俗持续了整整三天。首日是女方家族的内部仪式，次日是男方迎亲队伍的到来，第三天才是盛大的庆典仪式。我照规矩准备了聘礼：两头牛、二十只鸡、五匹布、还有两万西非法郎现钞，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两百多元。
阿伊莎的母亲是一位骨感的中年妇人，脸上刻满了生活的痕迹。婚礼前一天，她把我单独拉到一边，用法语夹杂手势说着许多话。翻译告知，她说阿伊莎从小失去父亲，吃了无数苦，恳求我一定要善待她，绝不能欺负她。说着说着老人就哭了起来，我也被感染得热泪盈眶。
庆典当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到场了。女人们身着缤纷的肯特布裙，头上裹着同色系的头巾，男人们则穿着素白的长袍。他们在空地上铺设了长长的餐桌，堆满了烤全羊、炸香蕉、木薯饭和棕榈酒。
我被妇女们硬拉去跳舞，她们围着唱着我不懂的歌谣，拍着手为我助兴。我这个平时连广场舞都不涉及的城里人，竟被她们硬拖了两个钟头，跳到双腿发麻。
晚上八点过后，庆典仪式告一段落，客人们陆续散去。我和阿伊莎被领到一间专门为新人准备的土坯房。房间约莫十平米大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上铺着崭新的草席，角落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烛影把整个空间映照得朦朦胧胧。
阿伊莎身穿白色的婚纱，头上戴着花环，安静地坐在草席上低头不语。我关上门，心跳加速得厉害，手心沁出细密的汗珠。
说实话，虽然我与阿伊莎有了不少交往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