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尚有一群探究中医中药的学者，其中既有西洋人，也有华裔。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价值上往往凸显出与国内学者迥异的关注点和视角，比如他们会着眼于国内饱受冷遇的议题，或将探究重心投向国内学者鲜有留意之处。刘焱的《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一书，便深深吸引了我。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 焱 著 ，朱慧颖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此书所述的“毒”，并非现代语境下的“毒品”，而是传统医理中的“毒药”。从药品中的毒药成分展开，先剖析毒与药的联系，再进一步论述相关的文化及政治背景。这一选题颇为独特，尤其书中以中立立场探讨两个先前备受定论的问题，极富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以往在国内出版的中医中药相关书籍中，鲜少见到此类作品。
“毒”与“药”的界限
即便在今天，人们偶尔还会引用“良药苦口利于病”这句古语，其实际原貌乃是“毒药苦口利于病”（源自《史记·留侯世家》）。此处“毒”字意指“猛烈”，类似用法在当代汉语中仍有所见，比如“毒打”。又如晋文公在得知被他击败的楚国令尹子玉自尽后，曾发出著名感叹“莫予毒也已”（再无人能加害于我了！），其用法与现代汉语里的“毒害”“荼毒”等词语相近。
中国民谚有云“是药三分毒”，当下的医生们也未否认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医书中，许多药材都被明确标注为有毒。因为在中国传统医家的观念里，世间万物皆可入药，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就写道“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在这样的理念下，“毒”与“药的界限便会相当模糊。
本书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绝对毒物”的概念。他以附子为例，这种植物在部分西方药物学中被视为“绝对”的烈性毒药，仅能致命伤人，百害而无一利。附子类药物里主要含有毒成分乌头碱，“口服0.2毫克就足以使人中毒……3-5毫克会使人死于心血管或神经系统衰竭”。但在中国，尽管知晓其毒性，仍可用于医疗，且被视为“百药长”。小剂量使用时，具有止痛、消炎、强心等疗效，甚至还能“提高性能力，延年益寿”。
在中国古代，药常被分为上、中、下三品，有毒的药通常归入下品或中品，不会出现在上品清单内。在早期中医文献中，“毒”指药性猛烈的药物，而“药”则指药性平和的药物，故“毒药”亦可理解为“药物”的通称。“毒”性猛，用于治疗剧烈病症（即“以毒攻毒”）；而“药”性缓，用于滋补调养，助人强身。
中国疆域辽阔，民风习俗多姿多彩，对于何物为毒、是否可食等问题，各地常有迥异的观念和习俗。譬如云南等地的民众，常会食用某些被视作有毒的植物或菌类——这类食物在大城市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上，但当地民众确信通过适当的烹制方式，食用这些食物有益于强健身体，且事实上中毒案例极为罕见。
五石散的迷雾
本书第六章题为“诱人的刺激物”，专论历史上极负盛名的药物“五石散”，不过作者未直呼其名，而是采用委婉的表述，或含深意。这样的叙事手法，至少与作者的中立立场相契合。
五石散是中国六朝时期一种颇为奇特的药物，当时及稍后的史籍中关于五石散的记载，涵盖服用时尚、服用后的反应、症状缓解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学材料，其详尽程度远超其他药物。
而在当代，关于五石散的阐释则多被鲁迅1927年7月23、26两日在广州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所笼罩。鲁迅提到，五石散是魏晋时期极为流行的药物，皇族与贵族争相服用，几乎成为贵族身份的标志。五石散毒性剧烈，服用后需借助各种古怪行为来化解毒性。至于为何贵族明知其险但仍热衷服用，鲁迅将此归因于贵族的愚昧和虚荣，并给予他们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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