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地方化”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的执行主编。前几日，他接触到一篇探讨日译本《繁花》的学术短文，由此回想起金宇澄当年创作《繁花》时的心路历程。彼时，金宇澄在文本中融入上海话、苏白以及苏北话等方言元素，并加以修饰。他的叙事风格带有说书人的色彩，让上海人用本地方言诵读时，即便不懂上海话的人用普通话阅读，也能自然而然进入一种“双语状态”，为文学领域带去了崭新的语言体验。

日本翻译家浦元里花在翻译《繁花》时，同样采用了“双重翻译”的策略。她以关西方言来演绎上海话，浦元里花曾言：“关西话本身较标准日语，更显跌宕起伏，恰似歌曲的韵律，聆听时亦添几分亲切与趣味。”——通过这种处理，使得《繁花》在异域文化中重新获得了本土化的生命力。

这种翻译理念令人联想到2001年，作家杨争光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在译成塞尔维亚语后，又被塞尔维亚一位导演改编成为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棵树》（四国合拍，并曾获金狮奖的提名）。故事结尾处，主角形象枯槁地伫立在仇家门前，如同树木般矗立在粪堆之中，这一标志性意象得到了保留……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或许可以阐释，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中，对于复杂人性的探讨与展现，其实存在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