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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尚未完全消退，北京大学一批崭露头角的教授们，却将目光投向了故纸堆，开始整理起"国故"。由一句口号演变成席卷南北的文化现象的"整理国故"，在传播扩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复兴国学"的潮流。这是1920年代众声喧哗、矛盾丛生的岁月，社会风气的转变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而中国学术的巨变也在悄然进行中："考据"成为学界公认的准则，不同阵营的学者在交锋论辩中形成评判学术的共识，共同推动新典范的树立。如今看来习以为常的诸多学术观念与文化实践，都能从这场百年前的浪潮中找到源头。只是学术日益成熟之时，时局却愈发严峻，学者们面对书斋与时代，如何自处？
陈以爱教授是率先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系统梳理的学者之一。1990年代初，胡适研究方兴未艾，导师逯耀东先生却引导她"去看看北大在胡适以外还有谁"，将她从个人关注引向群体研究，从聚光灯引向档案深处。在北大旧档案室和期刊室，她得以见到研究所国学门的章程与期刊，那些会议记录和文章展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整理国故"运动，是学界此前未曾充分认识的重要事业。她的硕士论文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核心，题目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陆续出版繁简体及韩文版本，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可；博士论文则将视野扩展至全国，勾勒出整理国故运动的全貌及其演变过程。博论原题为《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今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更名为《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全书"总论"指出，北大学人"整理国故"的核心精神，是想推动一场"思想革命"；不料考据成为主流风气后，热烈的学术交锋促成现代学术的建立与成熟。该书最令人难忘之处，是描绘出学人群体在世变中既想参与又不得不抽离的两难境地。即便时隔大半个世纪，这些行止进退依然能引发后世的共鸣与思考。
陈以爱教授1987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学习，1994年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毕业在"中研院"近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同年秋受聘于台湾地区东海大学任教至今，专攻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大学史、五四运动史，著有《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前篇）》等。在《上海书评》的访谈中，她带领我们走进1920年代生机盎然的学术世界，探讨一种学术传统的百年追寻。
《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陈以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出版，456页，108.00元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繁体（台北：政大出版社，1999年）、简体（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韩文（首尔：Ghil Publisher，2013年）。
您曾提到，当年以"整理国故"为题报考博士时，一位口试委员讥讽道："若果真这样重要，何以此前无人专门研究？"说明整理国故在很长时间里未被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审视。您发现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集体性浪潮，并写道："此后谈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整理国故肯定是不能略过的一章。"二十多年过去，整理国故运动的面貌是否清晰了许多？
陈以爱：北大学人推动的"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的深化。它倡导科学化、条理化，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中国过去作重新研究，最终要把国故纳入欧美近代学科体系。这一历史进程，无疑是中国学术的巨变。大家熟悉的"古史辨"，仅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其他诸如标点古籍、导读古籍等工作，至今仍在继续。对这项学术运动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尚未有深刻认识，实在令人遗憾。
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研究"古史辨"或个别学者的著作如此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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