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地域呈现南北狭长状态，境内包含多样的地形，使得各处生存条件存在显著差异。该省北部与内蒙古南部、河北北部接壤，靠近草原地带。西侧与南侧则被黄河干流以L形环绕半周。西北部的吕梁山区黄土沉积深厚，沟壑遍布，梁、峁、沟、岔等地貌特征常见。中北部有太原、忻州、大同等一连串盆地，盆地之间由不同高程的山梁分隔，中心区域地势低平，历史上曾为湖泊或沼泽，边缘地带坡度不一。东北部为巍峨险峻的太行山脉，居高临下俯瞰华北平原。东南部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有上党、晋城等盆地分布。西南部则被峨嵋岭和中条山等东西走向的低山分割，形成了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平陆芮城谷地、垣曲盆地等地理单元，这几个单元与隔河相望的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共同构成了古中原的核心区域。全省的地理环境整体可概括为“表里山河”。
早在新石器时代，山西南、北地区的文化特点就存在明显区别，但彼此间的盛衰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部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垣曲盆地及中条山南侧的黄河北岸，部族分布较为集中、均匀，其中不乏面积较大的聚落。当晋南一带的部族实力较强时，人群会经由吕梁山区及中部盆地的边缘地带向北扩散，相关理念也随之传播，在北部靠近草原的地区与其他部族融合。晋东南主体属于中原文化圈，与太行山下的区域联系紧密，受地形影响，聚落规模相对较小。总的来说，山西始终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系统之间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互动的重要场所。
1956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文物部门对位于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展开发掘工作，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同时确认了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主要遗存也属于这一类型。一百多年来积累的考古资料表明，类似的遗址广泛分布于黄河中游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向外延伸至湖北、甘肃、内蒙古的部分区域，完全具备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构成条件。因此，有学者提议用“庙底沟文化”这一名称替代原有的“庙底沟类型”，这一提议获得了学术界多数人的认可。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了特定时空范围内遗迹、遗物等多方面的要素。在新石器时代，陶器能够最直接、最全面且最敏感地反映文化特色。庙底沟文化的陶器自早至晚展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以钵、盆、尖底瓶、泥质罐或瓮、夹砂罐等器类为主要组合，其中造型独特的尖底瓶是非常鲜明的标志，不同器物部位的特征是判断某类遗存是否归属该文化的重要依据；另一点特色是该时期普遍流行华丽且独特的彩陶。这属于史前时期最繁盛的考古学文化之一，目前对仰韶时期覆盖范围的认识正是依据该文化的分布范围确定的，而对其遗存所蕴含信息的认识则随着发现与研究的相辅相成环节不断展开。
考古工作的魅力首先体现在发现层面，田野调查与定点发掘是理解历代物质遗存的基础，调查报告与发掘报告是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对文物最早进行的归纳与研究。山西的庙底沟文化遗存发现较早，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的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标志着我国学者独立主持田野科学发掘的开端，当时发现的正是后来被认定为庙底沟文化的这类文化遗产。目前全省已发现700余处仰韶时期遗址，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庙底沟文化或包含此阶段的遗存，经过不同规模发掘的遗址遍布全省各地。临汾盆地及周边县市有翼城北辙、曲沃曲村、侯马褚村、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洪洞耿壁、临汾桃园和高堆等遗址，盆地西侧、属于吕梁山南段的吉县沟堡、西村穆家咀仅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运城盆地因当时盐湖占据较大面积，聚落多分布于湖泊周边的青龙河、涑水河流域，经过发掘的遗址集中在鸣条岗及其以北的夏县地域，主要有西阴村、辕村、周家庄、师村，盆地边缘还有万荣荆村、西解及地理位置属汾河下游的河津固镇等遗址。黄河北岸、中条山南侧、垣曲盆地发掘的遗址相对较多，垣曲县境内有古城东关、下马、宁家坡、小赵、上亳、苗圃等处；芮城县有东庄村、西王村、桃花涧、寺里一坡头等地。除发掘地点相对集中的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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