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起徒步这篇报道，脑海里总会浮现二十年前一个画面：视频通话里，杨勇身后一片碧蓝的天空，天空下连绵的雪山，雪山前是那个点缀着各式客栈、民宿和酒吧的村落。
“这是玉龙雪山的背面，看这边，这条线就是我们徒步虎跳峡要走的。”杨勇指着屏幕，忆起当初第一次踏足虎跳峡的情景。他从西安南下，需要搭乘漫长的火车，耗费四五天时日。抵达村落时，连手机讯号都寻不到，恍若踏入世外秘境。而今，从广州出发，四五个小时就能安顿在酒店。刚入住，老板便询问：“需要一杯早晨的咖啡吗？”夜里，当地青年会告知银河的方位，坐在露台便可见繁星点点。村里亦设有酒吧，甚至能品尝到洋酒。村中还住着几个二十年前便结识的友人，至今常常见面。那个年代他们尚在求学，如今已独立经营起客栈和咖啡馆。
2023年7月9日，四川甘孜康定市，勒多曼因冰川，海拔5400米处。图/受访者提供
同一道峡谷，同一座雪山，人和景物却换了一副模样。可以说城市文明正在渗透，也可以说彼此交融相互接纳，虎跳峡早已不复当年封闭的村落气象。很难评判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坏”，经济腾飞和岁月流转都会在人与景观上留下印记。很多隐秘的风景一旦变成热门打卡地，当地居民能迅速获得经济收益改善生活，但环境必将承受压力，原有淳朴的人文气息也在城市文明的浸润下面临消融的威胁。
这种纠结的情绪，在采访过程中比比皆是。
听石欣讲述这些年参与的救援案例时，我一方面为那些惊险曲折的细节感到揪心，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思索：那些深陷山野困境的人们，该算是“受害者”还是“造化弄人者”？
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确切答案。他们中多数人，不过是周末选择走进山野，寻求与自然的对话，谁又能保证出门前就预知今日必遇险阻？平日里家中走一小段路都可能崴脚，城市里每日数百次的急救求助，难道要指责那些拨动急救电话的人“不自量力”？但若说他们完全无辜，似乎也并非全然。石欣见过不少穿着拖鞋登山的人，临近黄昏才出发的旅人，对天气预警充耳不闻的行者——这种人可不鲜见。他们确实将“说走就走”的情怀用错了地方。
更令人困顿的是管理层面的难题。户外运动的监管职责被分割成数块——体育局负责技能培训，文旅局监管商业运营，林草局管理荒野区域，而一条徒步路线却将这几项职责全部涵盖。结果就是，户外俱乐部必须同时注册体育公司和旅行社，以“双重身份”来规避风险。这个领域的成长速度显然快于管理部门的反应步伐。
户外运动兴起后，人们第一反应是“该由谁监管”；出现安全事故时，第一反应是“是否该封山”。但户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像有人热衷跑步，有人偏爱垂钓。倘若每个新兴的生活方式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约束”，这反而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石欣提出的一个观点颇具深意。他建议，在允许徒步但风险较高的区域，可以效仿国际做法，推行强制户外保险，救援费用由保险基金承担。既不需要封山，也不必让公共财政为个人风险无限承担。
这是一个必经的历程，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走向山野，我们最终需要学会两件事：一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两点，制度能提供些许助力，但更多还得依赖每个人心中那条无形的准则。
至今，我仍常想起杨勇团队在川西目睹的那个冰湖——海拔五千米的湖面在冬季凝成冰镜，映照着冰川与天空的壮美。这样的美好，既值得被看见，也需要被善待，更应被我们用更智慧、更温柔的方式去亲近。
发于2026年7月20日总第124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题名：野性与规管，谁是买单者？
撰稿：李静
编缉：杨时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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