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一家老字号点心铺子里，老板娘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手机上，满是探寻。我把屏幕对准扫码器，听见了清脆的“叮”声，钱款即刻到账。她顿了一下，忍不住问：“这个能靠得住吗？钱会不会马上都不见了？”我一边比划着手势，一边解释，说比起揣着现金，用手机支付更稳妥，就算手机丢了，钱也不会损失。她脸上流露又惊讶又羡慕的神情，这模样，我一直记得。
那趟去日本，是中日关系还算平静的时光。这些天新闻不断，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便想把当时的情景捋一捋，同头条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这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去之前也被网上那些真假掺杂的报道弄得晕头转向，总觉得两国人民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可几天下来，从大阪到京都再到东京，和便利店的工作人员、民宿老板、街边的小商贩打交道之后，才领悟过来：屏幕里渲染得剑拔弩张的日本，和平常人生活的日本，完全是两码事。
那个点心铺老板娘的惊讶，并非空穴来风。我出发前特意去银行兑换了一叠日元现金，本想着在陌生的地方好方便使用，结果那叠钱几乎没怎么动用。
在便利店、药妆店，甚至不少街边的自动售货机旁，都能看到微信和支付宝的标识。手机一扫，交易便顺利完成。这在我们国内早已见怪不怪的技术，在日本人看来，却成了“先进”与“时髦”的象征。
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震——原来在别人眼里，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竟是值得仰望的。这份便利并非凭空而来。
其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基础建设，是覆盖全国的网络，是国家和民众共同享有的发展成果。过去总想着要超越西方国家、努力向别人看齐，如今在某些方面，反而是我们的做法被悄悄借鉴了。
改变不只体现在支付方式上。在东京一家电器店，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售货员得知我是中国人时，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的神情，反而指着货架上的相机和智能家电，竖起大拇指，结结巴巴地说：“中国，很好。”
带团的华人导游后来证实，十多年前带团时，大爷大妈们个个抢着买马桶盖、电饭煲，往车上塞；这几年游客的购物习惯完全变了，年轻人更热衷于看展览、探访建筑、体验当地文化，购物变得更为理性和有选择性。可见，几十年前那种将中国人同“穷”、“土”挂钩的陈旧印象，早已被对方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富裕且懂得选择的新兴群体的认可。
关于“素质”这个话题，网上时常有人用个别行为来评判整个群体。这次我特别注意观察。
在奈良公园喂鹿的地方，我看到一位中国妈妈蹲下身，轻声对四五岁的儿子说：“小鹿在吃饭呢，别拽它的角，要轻轻地摸。”那孩子真地小心翼翼地掰着鹿饼，一点一点放在地上。
这幕景象让我心头一热。所谓的涵养，说到底就是当日子过得舒坦了，对公共规则产生的本能遵守。
我们国家发展迅速，许多人刚从亲密无间的熟人社会进入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公共场合的秩序感，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可看看下一代，从小学会的就是排队、礼让、垃圾分类。
这种一代更胜一代的势头，远比口头上的争执来得有力。在东京郊外的那家民宿，我同老板山田聊到深夜。他担忧的那些事——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生育、房价高企——同我们饭桌上的烦恼如出一辙。当得知在中国男方结婚需要准备房产、车子、彩礼，他眼镜差点滑落，连声说太不容易了。
不过，当他了解到中国各地正试图鼓励生育、整治天价彩礼，又频频点头，说日本政府也在努力发放补贴，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聊到尾声，我们早已不分彼此，只是两个被生活压弯腰的中年人，互相拍着肩膀。他还感叹，中国市场那么广阔，年轻人还保有闯劲，终究是有希望的。
我把这些经历说出来，并非要替谁说话，更不是要拔高任何人。中日关系走到今天的境地，日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情的起因，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的错误言论。2025年11月7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在众议院答辩时，发表了涉及中国的不当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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