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开罗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我手里正举着一块写着中文的接机牌。
牌子上的字是我下苦功夫才练出来的：“欢迎王姐旅行团来埃及。”
我是哈桑，今年三十四岁，在开罗做了八年导游。
八年前刚入行时，我根本不会说中文，只会用英语和游客打交道。
那时带的多是欧洲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
他们举止很优雅，但也挺冷淡，到景点拍几张照就离开，从不多问。
偶尔有人问起埃及历史，我只能回答些背书上的内容。
那样做导游，感觉自己不像是向导，倒像是个复读机。
转变发生在第四年。
那年夏天，我接到了一个中国旅行团。
说实话，当时心里挺没底，因为我的中文非常差，只会说“你好”“谢谢”“多少钱”。
那个团领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赵，大家都喊她赵姐。
赵姐看我用词典磕磕绊绊地说话，没有笑话我，反而笑着说慢慢来。
那十五天是我当导游以来最辛苦也最快乐的时光。
中国游客与欧洲游客大不一样。
他们会问我金字塔是怎么建造的，会问法老是否真的存在过，会问木乃伊是怎么制作的。
他们的问题多到让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但也逼着我去学习更多。
我开始拼命学中文，每天下班后去孔子学院上课。
学了半年，我能和中国游客流畅地聊天了。
又过了半年，我能看懂中文菜单和路牌了。
现在我的中文说得比很多在埃及的中国人还流利，甚至能听懂一些地方话。
赵姐后来成了我的好友，每年都带团来找我。
她说我是她见过的最用心的埃及导游。
这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今天我要接的是赵姐介绍来的新客人，一个叫王姐的女士带的小团。
王姐在微信上说，她们一共六个人，都是退休教师，想来埃及旅游。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机场，把接机牌举得很显眼。
出口处渐渐走出旅客，金发碧眼的欧洲人，皮肤黝黑的非洲人，包着头巾的中东人。
终于，我看到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走了过来。
走在最前方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士，短发，戴眼镜，穿着碎花衬衫。
她看到我的接机牌，笑着朝我招手。
“哈桑！”她用中文喊我的名字。
我连忙迎上去：“王姐您好，欢迎来到埃及！”
王姐身后跟着五个人，三男两女，岁数差不多。
他们每个人都背着双肩包，手里拿着相机，看起来精神饱满。
“哈桑，赵姐说你中文很好，有事就找你。”王姐拍拍我的肩膀。
没问题，我边说边帮他们搬行李往外走。
车子是我租的辆十二座面包车，司机是我的表弟阿里。
阿里不会中文，但他开车稳当，对开罗的路也熟。
上车后我给每人递了一瓶冰水。
开罗的六月热得跟蒸笼似的，外面温度四十多度。
王姐接过水，咕咚咕咚喝了好多，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哈桑，我们先进酒店放行李，再去金字塔，对吧？”
我说是的，行程已经安排妥当。
王姐点点头，靠在椅子上看窗外风景。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通往市区的快速路。
开罗的模样展现在他们眼前。
灰黄色的建筑挤得密密麻麻，有些房子还没完工就住人了。
街上车辆不少，喇叭声一阵又一阵。
行人随意过马路，摩托车在车流中钻来钻去。
这一切在中国游客眼中都是新鲜事。
坐在后排的一个男教师拿出手机拍照。
他说这和电视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另一个女教师说感觉像是回到了八十年代的中国。
王姐笑了笑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点。
看着他们的反应，我想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去中国的情景。
那是三年前，赵姐邀请我去北京玩。
我第一次见到故宫时，眼睛都瞪大了。
那些红墙黄瓦的建筑太震撼了，比金字塔还要壮观。
我在北京玩了十天，去了长城、颐和园、天坛。
每个地方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中国人怎么能造出这么宏伟的建筑？
后来我又去了上海，看到那些摩天大楼，觉得现代中国太了不起了。
那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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