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位来自敦煌遗书中的千年“显眼包”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有人抄写《兰亭集序》，才写了几个字就突然中断；另一份残卷上，则画着一张稚气的人像，旁边还写着疑似“康景宗”的名字。
编号P.2544和编号P.2237的敦煌残卷
这两份写卷的作者是否为一人，目前尚无定论。但正是这些不经意留下的痕迹，让远在千年前的古人仿佛变得鲜活起来。
《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也记录了这些正史未曾详细记载的日常：有女子约定一同前往莫高窟燃灯祈福，有人借了麦种却无力归还，有人为了亡妻一笔一划地抄经追忆，有孩子在旧纸背面练习写字……
这些残卷让我们明白，古人与我们并不遥远。
十三位女性，相约前往莫高窟燃灯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特别感人的材料——社邑文书。所谓“社”，也被称为“社邑”、“义社”、“义邑”。唐朝和宋初的敦煌地区，私社非常兴盛，有些私社还有专门的名字，比如“兄弟社”、“女人社”、“亲情社”、“巷社”、“车社”等。
国家图书馆藏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记载的就是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女人社”。
BD14682V《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
这份文书只有一张纸，开头和结尾都残缺，上面还有修改和涂抹的痕迹，最后也没有列出社员的名字，因此应该是一份草稿。
但正是这份草稿，让我们得以窥见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社会生活的一角。
社条的开头写得非常清楚：丙申年四月二十日，博望坊巷的妇女们，因为要去“上窟燃灯”，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决定“一齐同发心”，约定三年为期限。
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
文书内容是：“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因为上窟燃灯，众坐商仪（议）。一齐同发心，限三年愿满。每年上窟所要物色代（带）到，录事帖行，众社齐来，停登税聚。自从立条已（以）后，便须齐齐锵锵，接礼歌欢，上和下睦，识大敬小。三年满后，任自取散，不许录事三官把勒。众社商量，各发好意，不坏先言，抹破旧条，再立条。日往月来，此言不改。今聚集得一十三人，具列名目已（于）后。”
这里的“上窟”指的是莫高窟，“燃灯”是佛教信徒供佛、积累功德的一种仪式。
这并非一次随意的活动，而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则的结社。
她们约定每年上窟所需物品由大家平均分摊，社内事务由录事传帖安排，但又特别强调“不许录事三官把勒”，也就是说，社官、录事不能专断，必须由“众社商量”。三年期满后，是否继续，也要大家共同决定。
这份文书证明这些女性可以独立、自愿地参与结社，拥有一定的社会交往空间；结社需要提供物品，也说明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自主地位。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的意识。
一张写在佛经背面的“欠条”
国家图书馆藏BD04698，正面原本是一卷唐代标准写经，内容是鸠摩罗什译本《妙法莲华经》卷二。到了归义军时期，这卷经因为经常持诵，年久失修，卷首残破，卷面有水渍，也有残洞，逐渐失去了持诵功能。
纸张非常珍贵，古人舍不得丢弃。于是，写卷主人就在卷末背面抄写了一件不足200字的审判文书：《金银匠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
文书内容是：“金银匠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等二（三）人状右信子等三人，去甲戌年，缘无年粮种子，遂于都头高康三面上商取麦三硕，到当年秋翻作陆硕。其陆硕内填还得壹硕贰斗。亥年翻作玖硕陆斗。到丙子年秋填还得柒硕陆斗，更余残两硕。今年阿阿（郎）起大慈悲，放其大赦，矜割旧年宿债。其他家乘（剩）两硕，不肯矜放。今信子依理有屈，伏望阿郎仁恩，特赐公凭，裁下处分。（判词）其翟信子等三人，若是宿债，其两硕矜放。（花押）”
事情是这样的：甲戌年（974）春天，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三人一起开金银作坊，因为没有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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