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决赛，阿根廷以0-1的比分输给了西班牙。比赛结果已成定局，但围绕阿根廷队的争议声浪却依旧未曾平息。
7月20日当地时间，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终场哨声响起后，阿根廷球员与西班牙球员爆发肢体冲突，这一幕被舆论解读为“输不起”的表现；回溯到7月16日的半决赛，阿根廷在战胜英格兰之后，球员高举“马岛属于阿根廷”的标语，此举更引发了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阿根廷人对足球的情感，似乎格外热烈，总在每一场胜负之后，爆发出激烈的情绪反应。
或许，这一切的缘由在于，足球在阿根廷早已超越了体育运动本身的范畴，被叠加上太多历史、政治以及民族情感的色彩。正如足球作家乔纳森·威尔逊在其著作《脏脸天使》中所言：“在阿根廷，足球即文化，足球即政治。”
当民族认同感、国家尊严观以及政治立场都被浓缩在绿茵场上，球员们要完全以平和心态面对比赛的胜负，就显得格外困难。尽管如此，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回应球员们举起标语宣扬马岛主权的事件时，也曾表示过类似的观点：“足球就是足球，不要让事情变得过分复杂。”
足球承载了阿根廷的民族意识
足球在阿根廷的地位，离不开这个国家独特的移民背景。
19世纪末，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因移民潮的涌入而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南美地区最繁荣的大都市之一。
彼时流传着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富甲阿根廷”。据相关估算，1913年前后，阿根廷的人均GDP曾进入全球前十的行列。
经济的富足和以欧洲白人为主的居民构成，使得阿根廷长期自诩为南美近邻的“欧洲化”国家。这种强烈的自豪感，逐渐沉淀为阿根廷民族性格中的核心特质。
英国侨民将足球运动引入阿根廷，城市与社区的繁荣也为足球的生根发芽创造了条件。这项运动很快突破了最初仅限英国侨民参与的局限，转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现象。
阿根廷早期的民族意识，源自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精神。史诗《马丁·菲耶罗》塑造了一个在压迫下仍坚守尊严与反抗精神的形象，让高乔人成为了阿根廷民族的精神象征。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属于草原的浪漫情怀，已与蓬勃发展的都市生活渐行渐远。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国家，需要一个更符合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与民族神话。《脏脸天使》一书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极具吸引力的足球运动员，便成为了这一空缺的最佳填补者。
脏脸天使：阿根廷足球史
[英]乔纳森·威尔逊 著，蝶歌 童文煦 译
文汇出版社 2018-11
足球在阿根廷孕育出了独有的“美学风格”——突出精准技艺、艺术表现力以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风格也成为阿根廷人自我认知的一种途径。
足球被阿根廷政客利用
足球对阿根廷人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几乎每一位执政者都试图借助它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
1946年，庇隆当选总统，推行了一系列以国家干预、民粹福利和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政策。
在足球狂热的阿根廷，庇隆深知赢得球迷支持的重要性。在他的支持下，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和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各大俱乐部建造现代化的球场；庇隆的妻子埃娃·庇隆的基金会还组织了全国性的青少年足球联赛，为贫困儿童免费发放球鞋、球衣以及交通补贴，使得足球与福利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庇隆还将自己塑造成博卡青年队的坚定支持者。借助博卡在民众中的广泛基础，庇隆进一步强化了自己“人民总统”的形象。
令人咋舌的是，庇隆还将足球打造成为了阿根廷民族尊严的象征。在他的主导下，若阿根廷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无法保证胜利，便以闭关锁国的方式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强——在庇隆的干预下，阿根廷国家队缺席了1950年和1954年两届世界杯。
把足球当作政治工具的并非仅有庇隆。1976年，魏德拉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实施了一场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大约有3万人消失或遇害。
在这样黑暗的背景下，阿根廷迎来了1978年本土举办的世界杯。对于军政府而言，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场政治宣传。他们希望通过世界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肮脏战争”的注意力，同时借助足球运动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事实证明，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阿根廷队最终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但那支阿根廷队却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了军政府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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