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局，中国周边的地缘形势显得十分复杂。美国把“印太司令部”改回了过去的“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看像是调整了部署，减少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实际上加大了对华军事压力。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盟友，比如日本和菲律宾，借着《互惠准入协定》开始实施的机会，试图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计划，这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战。
面对这种新情况，中国的外交如何有效应对呢？周边安全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最近，观察者网就这些问题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石源华进行了对话。
石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周边关系和周边外交，今年他出版了一部新著，在国内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周边学”的理论框架。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不仅深入分析了周边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原因，还对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战略实践作出了独特的总结；同时，他也针对国际舆论中一些关于“朝贡体系”“国强必霸”等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误解和扭曲，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和澄清。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高胤颉】
为什么说周边外交是“首要”？
观察者网：石教授，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重心较多放在了对美、对欧的大国关系上；但进入新时代，中央重申了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并提出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依您看，为什么在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今天，中国反而要重新强调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并把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这主要是由安全因素、发展需要，还是全球格局变化所决定的？
石源华：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时代不同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有所不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的外交曾一度以美国为主要对象，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现在的变化说明，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首先，我们从过去的“站起来”，进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新阶段，这对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我们对时代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的主题；而现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变化非常大。
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对手。到了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逐步改善。在这期间，为了对抗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中国曾一度与美国合作。因为当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将对美外交放在了首位。改革开放之后，世界局势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加入了新的国际体系，承认并融入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就大大提升了。
建国初期，我们不提“周边”，只讲“邻国”，其包含的范围仅限于与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数量也比较少，不像现在所说的“周边国家”这样广泛。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要遵循世界秩序，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个人觉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之前，周边始终会保持重要的地位，甚至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国周边学，仍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是为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大提供理论支持的重要工作。
如何争取“中间国家”
观察者网：您在中国周边学的著作中提到，到2018年，中国已经和86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中33个是周边国家，涉及5种不同的伙伴关系形式。您还提到，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新的“三个世界”格局，中美各为一个世界，中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它与美国提出的G2概念有什么不同？中国争取中间国家，尤其是周边中间国家的战略要点是什么？
石源华：“中间国家”这个概念，在新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它所指的范围在不断变化。在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美苏两极的说法。在这两极之间，中间国家指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