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 晖
微信版第1665期
一、广德近代社会的“内缘性”体现
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城市与农村市场结构时，指出区域内部常因不同原因形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由此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围绕此理论展开的案例分析成果颇丰。鲁西奇借鉴许倬云等学者的“内在的边陲”理论[1]，提出了“内地的边缘”概念，并对其区域特征加以分析：政治上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经济上耕地不足而山林矿产资源丰厚；人口上来源复杂多元；文化上存在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信仰形式[2]。本文将这类“内地边缘区”的特质简称为“内缘性”。
广德的近代社会发展大体契合鲁西奇对“内地边缘区”的定义。事实上，鲁西奇在阐述“内地边缘区”经济特征时已提及广德，称其“出产山货竹木，其民多‘工巧’”[3]。必须指出，尽管广德耕地不少，但笔者认为“内地边缘区”经济特征的关键在于“产业多样性”。广德耕地虽集中，且山林木竹资源丰富，兼有造纸产业和茶业传统，又毗邻江浙等需求市场，故虽耕地面积可观，但产业依旧多元。
近代以来，广德的移民活动使其人口来源复杂，社会秩序相对松散，经济产业也呈现复杂多样性。移民带来的家乡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皖南的徽文化、江浙的江南文化——与广德本地的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广德文化。政治上国家力量缺失在广德一县的体现同样明显。移民初到时，群体势单力薄，地方官如李孟荃等行伍出身者可凭借强势威慑力维持社会秩序。但随着移民家族发展壮大，山匪盗贼聚集山林野外，广德迅速沦为“不法之地”，讼案频发，盗贼横行。更有匪盗二百余人围攻县城的奇事，本县官兵无力平息，最终需借助省府武力镇压[4]。民国时期，县政府治理多仰赖本地士绅商贾，官员多由乡绅出任，政令推行也依赖这些本地势力的宣传配合。抗战期间更是“三足鼎立”的政治乱局，进一步加剧了广德在政治上的“内缘性”。至此可见，近代广德堪称“内地边缘区”的典型范本。
二、广德近代社会具有“内缘性”的原因
广德“内缘性”的形成基础，与其地理位置与地形分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文已多次提及，广德地处多重层面的交界处或过渡区。学者李甜指出：“过渡区的魅力在于其界限之模糊，空间形态随时间演变，却又有迹可循。”[5] 在其著作《明清时期宁国府旌德县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就将旌德县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在以宣城县为核心的宁国府中的区域定位。相较旌德县，广德在多维度区域格局中常被归为过渡区或边缘区，尤其是经济层面的“内缘性”塑造更为突出且深远。
从长时间段看，广德的自然地形对“内缘性”的塑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山地阻隔，交通不便；二是资源富集，物产丰饶。
广德地形属于平原圩区与丘陵山区的过渡带，境内虽多山，但农业经营模式与宣城、南陵、郎溪这类典型平原地区大致相同。当地居民多以农业为生，商业贸易则主要由外地人经手。即便咸同战乱后移民涌入，广德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主体结构未受根本改变，但大量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到来，推动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广德作为地形过渡区的特殊性在商业层面更为明显。同为山区的原宁国府南部泾县、旌德，乃至徽州府各县，因山区广布、耕地稀少，外出经商风气盛行。宣城作为皖南耕地面积最大的县份，不仅产粮丰沛，且农贸交易繁盛，更具备发达的集镇经济。广德在商业发展上与周边县区相比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