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潭日记》,由周海建、于泽洲整理,凤凰出版社于2025年12月出版,全书共计844页,定价198.00元。最近翻阅了这本新出版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部分张爱玲家事,这些内容后来也出现在她的作品里。
张志潭(1884-1935)是直隶丰润人。清末时期,丰润张氏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张佩纶,而张志潭的父亲张佩绪则是张佩纶的亲弟弟,他的堂兄张人骏担任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志潭年仅二十岁便中举,在清末入仕,但主要任职于北洋政府时期,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交通总长等重要职务,还曾担任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以及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日记的记述始于1925年1月1日,终于1935年2月15日,主要内容为记录日常生活和交游情况。民国建立后,张志潭与弟弟张志澂一支、张人骏一支都将家安在天津,张志潭身为政府高官,而张人骏始终忠于清朝,立场截然不同,两家往来不算亲密。1926年之后,张志潭开始萌生退意,同年四五月间回到天津探望堂兄,日记中写道两人已经十五年未曾相见,大概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计算的。1927年2月初,张人骏病重,8日黎明时分张志潭接到电话得知堂兄去世,这一天是丁卯年正月初七,他想起了伯父张佩纶于1903年2月4日病逝,也是癸卯年正月初七,便在日记中感叹:“与六伯同忌日同卯年同时辰,岂是日为吾家厄运耶?”从日记和张家后人的追述来看,张志潭与张佩纶的关系应该不错,家族观念也相当浓厚。
所谓的张爱玲家事,严格来说是指她父亲与大伯、姑姑之间的纠葛,即张佩纶儿女的家事。在天津时期(1922-1928),张爱玲还是幼儿,但她亲历和听到的这些事情后来都成了她作品的素材。《张志潭日记》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1928年张家南归一事中,张志潭是直接参与者;1929年以后,张家析产官司他是关系密切的旁观者。
张志沂遣妾及南归
张佩纶先后娶了三位妻子,前两位妻子早逝,最后一次娶的是李鸿章之女李菊耦。他子女夭折的不少,1903年张佩纶病逝时,留下三个儿女:次子张志潜(1877-1942),三子张志沂(1898-1953)和女儿张茂渊(1902-1991)。张志潜是张佩纶第一次婚姻所生,张志沂和张茂渊则是李菊耦所出,因此年龄相差甚远。1913年李菊耦去世后,张志潜成为张家的家长,将弟妹抚养长大。不过,张爱玲和张子静姐弟后来回忆,张志潜持家严苛,张志沂兄妹都想尽早摆脱他的管束,“住得越远越好”。
1921年5月,北洋政府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再度组阁,张志潭出任交通总长,张志沂借此机会,通过堂兄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得英文秘书一职,次年带着妻子儿女和妹妹茂渊一起搬到了天津。获得自由的张志沂很快因娶姨太太和吸鸦片与妻子黄素琼反目,1924年,黄素琼失望之下以陪小姑出洋留学的名义离开天津去了英国。如张爱玲所述,几年后“(姨奶奶)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多年后的《对照记》里也提到父亲一直催母亲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姑姑回国”。于是1928年张家又搬回上海。
这段经历对于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来自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叙述。《张志潭日记》详细记叙了南归的全部经过。书中张志沂第一次出现是在1926年6月15日。此前张志潭多数时间因公务等原因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直到1926年四五月以后在天津的停留时间才增多。张志沂大致隔几个月到访堂兄家一次,堂兄弟之间更像是正常的亲戚往来,算不得格外亲近。1927年9月,日记中忽然出现了两条与张志沂有关的记载:(9月3日)询廷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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