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办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邓煜、王虹共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茨奖。这是首次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这一荣誉。在此之前，仅丘成桐、陶哲轩这两位华人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获得过此奖项。
邓煜与王虹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07级本科，后来分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进行学术研究。在两人获奖后，上述三所高校均发送了祝贺电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更通过电话联系王虹表达了祝贺。
邓煜的研究涵盖了概率理论、统计物理等多个领域，他和合作者严谨地推导出波动动力学方程，并从硬球动力学的长时间行为中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王虹则主要研究傅里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她与合作者证明了持续困扰数学界百余年的三维挂谷猜想。
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些研究领域显得相当复杂深奥。那么他们的研究突破究竟具有何种实际意义？以王虹与合作者“解决三维挂谷猜想”为例，该成果属于基础数学研究，并非为了直接解决某个具体现实问题。然而其所发展的数学方法，未来或许能为雷达、遥感等信号处理领域提供新的基础分析框架。
这正是基础科学的重要价值体现。菲尔茨奖所表彰的是基础数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这些基础科学的价值，并不在于立刻产生某种应用，而在于扩展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为未来的技术发展提供可能性。
谈到这些看似“无用”的数学研究，我们应如何评估它们的价值？这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定义科学？倘若科学只能以“有何用”来衡量，那么许多改变世界的根本性发现，在诞生之初都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正如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今年5月出版的《科学乃自由之路》中所论述的：科学拥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自给自足且独立自主，科学的起点并非为了满足某些实际应用需求；真正的原始创新，往往源于无私的探索热情与不受束缚的自由探索。
科学乃自由之路
吴国盛 著
商务印书馆2026-5
1
在书中，吴国盛开篇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何科学精神起源于古希腊而非中国？
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曾探讨过这一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未能孕育科学，并非由于中国人智力不足，而是我们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本身并不需要这类东西。”
吴国盛进一步阐述观点，“中国文化总体上属于农耕社会，且具有排他性，对海洋文化、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均持拒绝态度。”稳定的地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结构，使得社会秩序更多依赖于血缘血缘与伦理纲常。因此，“仁”“礼”等观念成为文化核心，“古代最杰出的人物多致力于诗词歌赋的创作”。
或许有人会指出中国古代也存在天文学，但吴国盛强调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表面上看似与西方科学相似，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它实则是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大陆文明截然不同，西方文明以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为主导，从一开始就是充满流动性的文化。希腊是海洋民族，重视商业交易，迁徙成为常态。迁徙文化的显著特点在于“生人文化”，这种文化凭借契约精神维系社会秩序。
契约文明要求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存在，西方思想家将这种独立自主的个体抽象为两个词——“自由”，因此自由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特质。希腊人认为，为了培养自由人，就必须让他们学习自由的科学。什么样的科学能算是自由的科学？即无目的、自我完备且自我展开的知识类型。科学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科学，是超功利的，是自我演绎、验证、推理的过程，是无用的科学。
2
缺乏科学精神的启迪，人们常会对“科学”这一概念产生偏差认识。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有技术无科学，有技无科，因此比较容易理解技术，反而不容易理解科学。”吴国盛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是将“科”和“技”混同，用“技术”代替“科学”。
“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只要我们提起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