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塬从高空看去，泾河一级支流蒲河从左侧流过，9座大型夯土台以倒“U”字形对称排列，围出一处约30万平方米的史前古城核心地。这里便是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遗址。最近的时刻，这个遗址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
陇东有民谚传颂：“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的山。”夏日里，行人沿村舍间蜿蜒的田间小道前行，步入南佐遗址考古发掘之地，探寻这片黄土地上被一铲一铲揭示出的过往。
“兴致与喜悦全都源自于每一次挖掘的动作”
1957年的春天，考古学者倪思贤受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根据当地文教工作者贺书璧提供的指引，前往后官寨乡南佐社附近的疙瘩渠，执行专业的考古考察工作。当时疙瘩渠还是一片黄土沟壑之地，倪思贤沿着沟壑走停间行，经过细致的勘查和审慎的鉴定，确定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1959年的《文物》杂志发表了题为《庆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简讯，使南佐遗址从此走入公众视线。
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赵建龙终结了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挖掘任务，与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考古学者阎渭清一同南下至南佐，开展发掘工作。在大地湾与无数陶片、房址打交道的岁月里，赵建龙掌握了仰韶文化聚落的形态，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仅凭陶片的色彩、纹样和工艺，他就能大致分辨其年代。而在南佐遗址，那些散落的红陶、灰陶，以及类似大地湾的“白灰面”遗迹，让他心中有了明确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
不同于大地湾以“木骨泥墙”为主的建筑形态，在南佐，阎渭清带领团队发现了长达25米的夯土墙。这种通过分层夯筑来加固墙体或地基的方法，过去通常认为是商代才成熟的建筑技术，这次的发现为后期的考古挖掘拓展了更多可能。
1994年，第二阶段考古发掘启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雪野担当领队，继续对那道夯土墙实行考古发掘。随着挖掘范围的扩大，墙体出现了弯折，最终围合出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原来这不是城墙，而是一座大型房址的外墙。”赵雪野说，“初期只发现了一个墙角，随着深入发掘，最终揭示出一个约630平方米的空间。”这个区域，便是南佐遗址最核心的地带：主殿F1。
1996年，第二阶段发掘完成，为了有效保护遗址，考古队员对F1房址进行了回填作业，期待技术进步后再继续深入挖掘。
“去南佐遗址考古时，到机场接送的是手扶拖拉机，从机场直驱考古地点，路上满是尘土。”赵建龙追忆，“有人问过，做考古工作多年，有何令心中激荡的时刻？其实，乐趣和愉悦都来自一铲一铲的挖掘。我们执行的任务，就是揭开南佐遗址的一部分面貌。”
“如同外科手术般做精细的解剖发掘”
2021年，为了明确南佐遗址的年代划分、聚落布局、社会形态，进而探索黄土高原的古代文明，南佐遗址第三阶段考古发掘启动。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勘探和挖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机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伍发现，在主殿东边与西边还分别有一排夯土墙侧室，遗址核心区有9座呈倒“U”字形对称安排的夯土台，“九台”之外还环绕着两道壕沟，遗址总面积超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及其壕沟围绕的核心地就有约30万平方米。
考古队伍把关注点投向了外围区域，采用了5米×5米的探方挖掘法，每一寸土层的挖掘都要精细记录土壤的构成、含物。在挖掘进程中，一块与周边黄土质地、肤色不同的土块，恰好卡在两个方格间的隔梁底部。
这块偶然出现的土块，比周围的黄土更为松软，边缘隐现人工加工的迹象。“我们如同外科手术般做解剖挖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讲解，“最后证实，那是一座房子的小小一角。”张小宁回忆，那段时间，队员们每天在田野工作，白天挖掘、记录，晚上就集合一起探讨、推测，从房子的延伸方向至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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