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步入一座座党校旧址，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
永远的熔炉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王德赛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旧址举行寻根活动。李云鹏摄
梧桐树掩映着，夏雨刚停。“七一”前夕，记者来到上海淮海中路567弄6号。
石库门里弄，静谧得如同未干洗的老照片，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在此创办一所培养党员的学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社”，这便是建党前我党设立的首个培训机构。
木楼梯偶尔发出声响，好似百年前那批青年的脚步声回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革命先驱，当年就在此处初次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初次认真考虑“我们究竟要建立怎样的党”。
石库门之外，是广阔的天地。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20岁的青年，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熔炉里磨砺信仰、坚定理想。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记者走访一座座党的培训机构旧址，感受熔炉的热度，汲取感悟的养分。
石库门内，历经风雨始见真金
“大功三连”指导员王亚鹏曾听战友讲述一件事：某部一名曾获“理论学习标兵”称号的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抹棱”“应付”，因此受到上级严厉批评。
这件事，好比一根刺扎在王亚鹏心里。那天前往石库门寻访，他就是想看看革命先辈们“学理论”的最初状态。
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建后发出的首份通告。通告仅百余字，其中一条很明确：“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在“外国语学社”旧址，我们看到了这些书籍。翻阅泛黄的书页，一个新生政党的远见穿越时空，清晰浮现。
“当时，党尚处萌芽期，人数不过五十，武器几乎没有，却把理论武装当作头等大事。”王亚鹏感慨道，“这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对革命规律的深入理解——无革命的理论武装，便无‘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石库门内，王亚鹏向记者讲述俞秀松的经历。
这位“外国语学社”的日常管理者，参加过五四运动，投身过工读互助团——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群青年住在一起，半工半读，试图以此改良社会，但最终失败了。困惑中，他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真理之光吸引。
俞秀松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思想蜕变过程——
“我曾抱利己主义，去年起才将狭隘的利己主义转为广泛的利他主义”“我们应当觉悟，我们活在社会中，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可以孤立生活的”。
这颗在上海滩点亮的火种，在大西北的严寒中熊熊燃烧。1939年，俞秀松在新疆被捕入狱，他告诉妻子“共产党人的头颅杀不完、热血流不尽，永远永远都要相信党”，壮烈牺牲。
“他为何至死不渝？因为真学真懂科学理论，继而投身革命实践真用实干。”王亚鹏在“云党课”上对全连战士说。
石库门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的人，并非都在革命路上走到终点。在党的一大会址大型铜版浮雕《起点》前，记者望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人的名字，陷入深思。
同读一本《共产党宣言》，为何有人成就辉煌、有人堕落深渊？
陈公博，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叛国。他曾在回忆录《我与共产党》中写道：“我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并未把它当作一种信仰来奉行。”
“陈公博研读马克思主义，从未进入思想改造的层面，书中的道理从未触动他的灵魂。”王亚鹏说，“若理论不进思想、不进灵魂，只是大脑皮层上的稍纵即逝，风一吹就散。这个教训，我们需引以为戒。”
延安窑洞，“向我开炮”声犹在耳
“左教授，您说延安整风让人‘脱了一层皮，换了一身骨’，现在的政治整训如何才能更加入脑入心？”
延安中央党校旧址，现地教学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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