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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画作，无需专业鉴赏，众人皆可领会其深意
这是一幅素白的素描
关于修一，一白这样介绍：
在佛罗伦萨的语言学院，修一是唯一的日本学生，一白因同样拥有亚洲面孔与他相识。在住处附近，有一家名为“心脏的心”的日本餐厅，某日一白在店门口遇见正在倒垃圾的修一，方知他在此打工。一来二去，一白常去那家餐馆，并找修一闲谈。
他们聊天的内容包罗万象，修一最常提及的，是他父亲的故事。小时候他观察到，父亲每天清晨早早起身，为家中的佛坛更换清水、点燃香烛、诵读经文，很长一段时间里，修一以为父亲是位典型守旧的日本男性。
修一进入大学，父亲却选择了自杀。整理遗物时，他才惊觉父亲与一位艺伎存有大量信件往来，以及不少情色图片。
“我不清楚这些事对修一造成什么后果，他也没向我详细说明过看法。”一白说，但这些经历或许影响了修一的艺术道路——至少从一白观看到的摄影作品来看，他确信如此。
修一镜头捕捉的多为地下酒馆、后台戏服间等场景。这些影像对一白影响颇深，“恐怕我这批画作中，有不少是受了修一和他摄影的启发。”
如今，这些被切片灯精心照亮的画作，在“秘书画廊”光线幽暗的展厅里，化作浮现在和风障纸背景上的点点光斑。
即便有先前所述，观者也很难将这些作品与酒馆、后台或风月场所联系起来。实际上，多数人会觉得它们是纯粹的抽象画——尽管一白明确表示自己画的是具象作品。
他不仅坚持画作属于具象类别，还坚持讲述修一的故事：在障子屏风中央的屏幕上，身处米兰的一白每天会重新录制相同版本的故事，作为次日秘书画廊展厅内循环播放的视频素材。
由于缺少耐力，也缺乏科学严谨性，笔者未仔细对比不同版本差异。这些版本确实存在细微不同，甚至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叙事走向和核心。
实际上，无人确切知晓一白口中的修一是否真实存在，抑或即便有，那些关于轻生的父亲、神秘艺伎和情欲的往事是否全部属实。
为此，画廊主郭爱于6月24日晚组织了一场集会，邀请12位背景各异的嘉宾——包括画廊经营者、媒体从业者、收藏家与艺术家，围坐长桌前，进行“故事新编”或“游戏接龙”。部分参与者欣然扮演角色，将自己设定为修一的母亲、那位难以捉摸的艺伎，甚至是修一本人。也有人的投入程度不高，选择跳出故事框架，仅就展览的独特构思、参照《最后的晚餐》构图的展陈形式发表见解。
至于在米兰连线的一白，由于网络状况不佳加上空间混响干扰，在一小时多的“游戏”期间，多数时间听不清与会者发言，因而只能集中精神避免失礼。
这番安排究竟出自艺术家与画廊主的设计，抑或是偶然为之，我们无从得知——在我看来，这并不重要。
一白的工作室
年仅21岁的一白，脸庞稚气未脱，带着几分天真的神情。但他笔下的画作风格迥异，例如2025年创作的这批源自戈雅的作品。
弗朗西斯科·戈雅，生于1746年卒于1828年，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坛代表，被誉为“最后一位古典大师”及“现代艺术之父”。他曾任西班牙皇家首席画师，为皇室和贵族创作肖像；1792年罹患重病导致双耳失聪后，创作重心转向内省，开始在画作中大量揭露社会迷信、统治阶级的腐化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压迫。
随着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引发的半岛战争（1807-1814年），戈雅彻底摒弃传统艺术对战争的正面描绘，转而以极为写实、近乎残酷的笔触控诉战争暴行。步入晚年，面对专制复辟与个人生活的双重困境，他在“聋人别墅”的墙上绘制了怪诞恐怖的“黑画”，将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狂乱与压抑推向顶点。
The Burial of the Sardine, 1812-19 by Francisco Goya
与戈雅存在约250余年的时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