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期间经历了多次范式演变。如今，这门学科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方向，相较于此前的文化转向，正迈向一场新的物质转向。另外，与原先的国族史和全球史框架相比，环境史开始注重行星概念。不断涌现的新思潮和理论，让环境史未来的发展路径充满未知。尽管尚无定论，但正是这些未解的疑问，持续推动着环境史向它尚未探索的新领域迈进。
2026年6月11日当天下午，“环境史的新边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五号楼B113教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美国乔治敦大学校长讲席教授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包茂红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曹寅长聘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乔瑜副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羚靖讲师担任与谈人。两位引言人依据各自的学术经历，探讨了环境史的研究路径和最新动向；随后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跨学科方法、自然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以及现代科学与地方知识相互关联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共同展望环境史的新领域。
麦克尼尔教授的发言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他如何投身环境史研究、如何看待环境史的学科图景、以及环境史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轨迹，表示早期接受的是较为传统的史学训练，博士阶段研究18世纪帝国史，转向环境史则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美国海洋生物实验室的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正测算近五百年间全球植被固碳量的变化，需要历史数据，便邀请他复原拉丁美洲的土地覆盖变迁情况。这项工作让他意识到，历史学家也能为“地球如何改变”这类宏大议题提供证据。而后来阅读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又让他领会到杂草、牲畜和疾病等非人类因素也一直参与着人类历史的构建。麦克尼尔教授借此告诫年轻学者，扎实的学术训练固然重要，但研究道路上的转折往往源于意料之外的机遇，关键在于做好准备并抓住时机。
从他个人的经历过渡到对学科的整体审视，他将环境史大致分为三类取向。最基础的是物质环境史，关注森林、动物、疾病乃至二氧化硫等真实存在且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事物。这类研究的时段可以追溯到人类起源，史料也最为丰富多样，除了文献资料外，还包括孢粉、冰芯、古DNA等自然科学证据，这也是他着力最多的方向。其次是文化与思想取向的环境史，研究人类如何想象、描述和描绘自然，主要依据传统文史材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第三种则侧重政治、行政和法律层面，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介入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相关立法多出现在近代，所以这段研究的时间范围通常仅限于最近六七十年的时期。
在这一基础上，麦克尼尔教授进一步梳理了环境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趋势。其一是国际化。虽然环境史常被视为源自美国的学科，早期研究也多集中于美国西部，但现在阿拉伯世界、俄国和东亚都已出现本土学者。原本各自孤立区域研究因共同兴趣而展开对话。其二是跨学科化。自然科学证据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历史研究，比如14世纪黑死病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就是通过鼠疫葬坑遗骸中的古DNA才得到证实。然而，长于文本分析的史家往往不掌握这些方法，出路或在团队协作，或在培养文理兼通的研究者。其三是叙事焦点的转移。早期环境史多为人类破坏自然的“衰败叙事”，近年来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自然本身也是历史的参与者，马匹、蚊虫乃至无生命之物都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痕迹。在他看来，任何研究趋势都有其局限性，年轻学者应及时把握潮流，开拓新领域。
包茂红教授首先回顾了21世纪初环境史学界的几次前瞻性讨论。早在2001年，《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就组织了“回顾与展望”专栏，探讨环境史的整合路径；2003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在普罗维登斯召开年会，以“环境史的新边疆：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