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远舟，在湖南娄底乡下长大，三十二岁这年，揣着电焊证和半本蹩脚的斯瓦希里语手册，踏上了坦桑尼亚的土地。十年工地上摸爬滚打，当学徒熬成师傅，钱没攒下几个，反而落了一身风湿。中介说得天花乱坠，说这边的焊工月薪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包吃住，还能存下八千。我信了，卖掉了老家那台总是漏油的二手拖拉机，凑够路费。
刚到达累斯萨拉姆的第三天，我就傻眼了。热浪裹着红土扑面而来，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工地在城郊，所谓的“包吃住”，其实是个能塞二十个人的铁皮房，夜里热得像个蒸笼。同宿舍的老杨是河南人，来这儿五年了，他咧着被烟熏黄的牙笑：“小伙子，钱那是有的，命也得保住啊。”
老杨带我熟悉环境，告诉我哪里能买到便宜的电话卡，哪家小店的乌咖喱不那么酸。他有个本地朋友叫穆萨，个头高大，皮肤黑得跟乌木似的，笑起来露出两排白得晃眼的牙齿。穆萨在工地上当保安队长，说话时总爱拍别人的肩膀，劲儿大得像台锤子。
某个周五傍晚，老杨拎着一瓶自酿的香蕉酒回来，身后跟着穆萨。穆萨看见我就嚷嚷，用夹杂着英语和手势的语言夸我焊的储水罐结实。“结实！像山一样！”他拍得我肩胛骨生疼。酒过三巡，穆萨突然压低声音，凑近问我：“陆，你有妻子吗？”
我摇摇头，酒精让喉咙发紧。老家相过几次亲，女方一听我在乡下焊大棚，还要养瘫痪的母亲，见面就没了下文。母亲去年走了，欠下的药费刚还清，人就像被抽走了主心骨。
穆萨的眼睛在昏暗的灯泡下亮晶晶的。“我表妹阿玛拉，二十二岁，在莫希种咖啡。她父亲只要一头牛的彩礼。”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老杨在旁边噗嗤笑了，拿胳膊肘撞我：“听见没？一头牛！在国内够干啥？在这儿能换老婆！”
我心里咯噔一下。牛？老婆？这两个词在我的认知里从未这样粗暴地连接过。我看着穆萨认真的眼神，那不是玩笑。在湖南老家，娶亲至少要县城一套房、一辆代步车、二十万礼金。我焊一辈子钢管也凑不齐。可在这里，一头牛？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群蜜蜂在撞。
接下来的两周，我刻意躲着穆萨。我把精力全放在工地上，高温让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盐渍在工服上画出地图。晚上回到铁皮屋，老杨总拿这事打趣：“远舟，考虑考虑呗？阿玛拉长得跟黑珍珠似的，踏实肯干，不像国内那些姑娘，开口就是车子房子。”我背对着他，听着铁皮被雨点砸出的噪音，假装睡着。
但我睡不着。我开始留意工地附近走过的当地姑娘。她们大多裹着鲜艳的康加裙，头顶着水桶或木柴，步伐稳健，目光平静。我想象阿玛拉的样子，二十二岁，应该还带着点孩子气吧？种咖啡的姑娘，手会不会粗糙？一头牛，换算成人民币大概五六千块，我三个月就能攒够。这个念头像野草，在疲惫和孤独的缝隙里疯长。
终于，在一个发薪日的傍晚，穆萨在工地门口拦住了我。他手里拿着两个青芒果，塞给我一个。“陆，”他不再笑，声音低沉，“你不喜欢阿玛拉吗？还是觉得……牛太少了？”他用了“too little”这个词，表情有些受伤。我慌忙摆手，斯瓦希里语单词卡在喉咙里出不来。穆萨叹了口气，指着远处落日映红的乞力马扎罗山尖：“我们看重的是你能不能照顾好她，不是牛。牛只是个意思。”
那晚，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件事。给国内的发小王磊打了个电话，信号断断续续。王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远舟，别冲动。那边风俗不一样，以后有你头疼的。再说，你才三十二，回国好好干，说不定还能遇上合适的。”我听着电流杂音里的劝慰，心里却一片茫然。合适？什么才算合适？在老家，我连相亲市场的门槛都摸不到。
周末，穆萨还是把阿玛拉的照片塞到了我手里。照片是在一片咖啡林里拍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裙子，赤脚站在红土地上，眼睛很大，看镜头时带着点羞怯的倔强。背景是郁郁葱葱的咖啡树，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