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寺住持的选任权掌握在政府官员与地方士绅手中，这使得他们的支持对禅师来说极为关键。只有先成为十方寺住持，禅师才能传授法脉给弟子，延续佛法传承；因此，士大夫阶层实际上把控着各个禅宗法系的兴衰成败。这一情况有时会导致不同禅师之间，甚至不同宗派之间，为争取信众支持而展开竞争。”写完这段文字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雁长舒了一口气——《禅何以为禅：开悟之争与宋代中国禅宗的形成》的翻译工作已近尾声。
十多年前，孔雁开始接触宋代禅宗研究时，通过导师推荐读到了丹麦裔美国汉学家徐默霆的力作《禅何以为禅》。这部在国际学界被视为宋代禅宗研究的标杆性著作，当年令她感到相当吃力，她甚至萌生了未来若能有中文译本的期待。如今，她已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宋代禅宗研究领域小有名气，最终承担起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而这部在中国禅宗与佛教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经典，也即将与中文读者见面。
孔雁
澎湃新闻：是什么契机让您接触到这本书的？
孔雁：读研二准备硕士论文开题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宣方副教授建议我钻研宋代禅宗，并推荐了一本书单，其中就囊括了这本书。他还鼓励我尝试翻译其中一章节。那时我的专业基础尚浅，英文水平也不高，阅读这本书时难度很大。或许因为作者来自北欧，行文多使用从句，常常需要反复研读才能掌握其意；再加上史料丰富、考证严谨，不熟悉相关背景的读者往往觉得难以进入。当时伯兰特·佛尔（Bernard Faure）《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The Will to Orthodoxy: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的中译本刚面市不久，我就想：倘若这本"难啃"的书也能有中文版本该多好。未曾想多年后，自己竟成了译者。后来我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系统训练，再读这本书时，理解程度已远超从前。我的博士论文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与这本书对话的结果。我想，这或许是陈金华教授最终邀请我承担翻译工作的重要原因。
澎湃新闻：在众多关于禅学的著作中，您认为它最独特之处在哪里？
孔雁：以往关于禅学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唐代。虽然马克瑞（John McRae）、格里弗斯·福克（Griffith Foulk）、伯兰特·佛尔等学者在早期禅宗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并开始关注宋代，但真正长期深耕这一领域者却不多见。因此，徐默霆的这本书尤为珍贵。我认为，它最突出的价值不在于构建全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通过扎实的文献考据，将禅宗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脉络中，重塑了宋代禅宗思想分化与宗派形成的历史轨迹。它有力地证明：今天人们熟悉的"标准禅宗"——公案、看话禅、顿悟、临济宗的主导地位——其实是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逐渐确立的。换言之，禅宗真正实现制度化和宗派化，正是在宋代。十余年来，这本书已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宋代禅宗研究的典范之作。对中文学界而言，它的意义更加特殊。我们通常更为熟悉铃木大拙、柳田圣山、印顺、葛兆光等人的研究，而对于西方学界关于宋代禅宗内部竞争与宗派形成机制的探索，了解相对有限。这本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知识空白。
澎湃新闻：在翻译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孔雁：接到陈金华教授的邀请时，我其实并未充分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难度。陈教授让我先试译第二章《禅宗与宋代政权》。接下来三个月几乎都在反复推敲字句、修改校对。后来与青年学者交流时才知道，自2008年原著出版以来，曾有多位前辈尝试组织翻译，却因各种原因未能顺利完成。翻译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专业术语与文本解读。有些看似"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句子，实则是作者根据古汉语文献直译而来，我必须追溯原始材料，核对英文原文，必要时还要查阅作者参考的研究文献，才能精准传达。其次是历史语境的理解。宋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当代差异巨大，不熟悉相关知识的读者很容易陷入困惑。我通过大量阅读相关史料，并请教相关领域专家来加深理解。最后是语言风格的把握。徐默霆的行文既有学术严谨性，又带有文学性，如何在中文里既保持原汁原味，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是个不小的考验。我查阅了大量相关译著，并反复修改，力求达到"信达雅"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