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时，加德满都的雨正下个不停。
窗外的水滴声把我惊醒，嗓子眼干得冒烟。摸黑起身倒水，脚下踢翻个空酒瓶，哐当一声滚进黑漆漆的角落。这动静在静悄悄的夜里格外扎耳，仿佛把某些过往的岁月戳了个破洞。我摸索着墙壁，指尖触到的是沾着湿气的石灰粉，黏糊糊的。十八年了，这屋子跟我一样，被山谷的潮气泡透了骨髓。
倒水时，目光扫过墙上的相框。黑暗里只能模模糊糊瞧见轮廓，三个，一溜儿挂着。活像三只闭着的眼，瞅着我。第三个妻子苏妮塔，上个月回东边山里的娘家了。她对着我讲，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从此没信了。我拨电话过去，总接电话的是她弟弟，说姐姐正忙着，忙着种地，忙着喂牛，忙着赶村里的祭祀。我捏着听筒，听得见里头沙沙作响的电流声，隔着万水千山似的。
我知道，她大概不回来了。
这不见得是头一回。十八年里头，三个女人搬进这屋子，带来升腾的炊烟和喧哗，然后又一个个离去。像雨季时浮动的云，停歇一会儿，终究要归向自个儿的山岭。我立在窗边，望见院子外黑黢黢的空地，雨水打在远处微弱的灯火里，泛着细弱的亮光。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钻进心窝，冷得让人打了个哆嗦——
她们其实都一个样。
不是模样，不是脾性，甚至连走的时候都不太一样。是个更混杂的由头，像盘踞在这片土地底下的岩石，硬邦邦的，闷声不响，成了她们命里的根基。我耗了十八年，娶了三个女人，才朦胧摸到那块岩石的边儿。
我叫沈岩。2005年春天，我头回踏上尼泊尔的地界。那会儿我才三十四岁，在北方一家外贸公司打了十年工，捞了点票子，心却空得没了根。一桩生意黄了，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把城里的小公寓卖了，辞职，寻个地界“躲”着。朋友建议我去尼泊尔，说那儿光阴走得慢。
慢。是这么回事，这儿的一切都慢。飞机在加德满都特赖平原上空转悠时，底下是密匝匝的低矮屋子，赭红色的土地，还有慢悠悠晃动的牛羊和人影。时间在这里，像是被浓重的尘土和阳光攥住了，黏糊糊的，流得特别滞重。
起初我并没打算久住，更别说娶妻。我在泰米尔区租了间屋， 天天在弯弯绕绕的巷子里闲逛，瞅神庙，瞧苦行僧，喝铜壶煮的奶茶。日子过得简单得只剩喘气和晒太阳。我以为这就找到安稳了。
直到遇上头一个妻子，梅拉。
那是在杜巴广场，午后太阳把石板晒得烫脸。我捧着相机，对着古老的神庙发愣。一个姑娘闯进镜头里。她蹲在一群鸽子中间，穿着鹅黄纱丽，把手里的小米撒出去。鸽子扑棱棱飞起，绕着她转。她抬起头看见我，笑了。牙白得晃眼，眼睛亮得像两汪山泉。
就是梅拉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刚从闺蜜婚礼上回来，心情好得很。梅拉当时二十二岁，在泰米尔一家卖克什米尔围巾的铺子里帮工。她爹走得早，家里一个娘俩，弟弟还在念书。她是我见到过的最爱笑的尼泊尔姑娘，笑起来脆生生的，能点亮一条街。
我们处着顺理成章。我带她去中国人开的馆子，教她用筷子。她领我去她租的小屋，给我做豆子糊饭。她爱听我讲中国，讲摩天大楼和地铁，眼睛亮晶晶的，透着好奇，也藏着几分遥远的惘然，仿佛在听另一个世界的传说。处了半年多，我向她求了婚。没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仪式，就在一个寻常的傍晚，她的小屋里，我捧心窝子跟她说：“梅拉，咱们结婚吧，对你好。”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点头：“行。”
我们按尼泊尔规矩办了简仪式。她娘来了几个亲戚，她娘拉住我手，说了好多话，眼神里有高兴，也有我读不懂的复杂劲儿。她叔，个干瘦的中年人，带着口音的英语对我说：“沈，梅拉是个好姑娘。你要对她好。这儿才是她的家。”
那时候，我觉着“家”就是我和她，再加上后来我买的、带个小院的屋子。梅拉搬进来，把我们的“家”收拾得热乎乎的。她爱花，院子里种满茉莉和万寿菊。她爱鲜亮布料，沙发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