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曾困惑于朱德为何能位列元帅之首，多数回应却流于表面——"他是总司令""他资历深厚""毛主席都敬重他"。这些不过结论，并非缘由。要深入探究朱德位居元帅之巅的真正原因，就得追溯到他起点最低、最为晦暗的岁月。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麾下仅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及两个保安队，人数不足500，勉强算作一个营。前敌委员会委派给他的任务是，以宴饮、牌局与闲谈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确保起义顺利。说白了，他在起义当晚的角色是"陪太子读书"，核心决策层中根本无他的位置。这个起点，在所有参与者中几乎是最低的。
起义南下失败后，真正的磨难降临。南昌起义的各路领导人纷纷撤离：周恩来、聂荣臻赴香港，贺龙返湖南，刘伯承赴上海，叶挺去南洋。庞大的革命队伍，一夜之间只余下一摊烂泥。在这个当口既没逃跑也没溃散，反而选择坚守的，正是朱德。他在天心圩对那群饥寒交迫、士气低迷的官兵说道："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陈毅后来回忆称："若非总司令领导，这支队伍肯定垮台，即便个别同志上了井冈山，部队也难以保存。"此言分量极重——陈毅绝非等闲之辈，他如此断言，自有充分底气。
随后是"赣南三整"，朱德在天心圩、大余、上堡三地先后对部队推行思想整顿、组织重建和战术调整。经过这次整训，部队形成了铁的纪律，掌握了游击战术，增强了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的能力，完成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战术层面的，更是人民军队建军逻辑的基础性确立。南昌起义留下的800人中，后来出了三位元帅——朱德、陈毅，以及一位大将粟裕。也就是说，朱德在最艰难的时刻稳住了这支队伍，后来十大元帅里有人正是从这800人成长起来的。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4日两支队伍在江西宁冈砻市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队伍，就是后来党史上所说的"朱毛红军"的前身。到了井冈山之后，朱德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套战法，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人民军队作战方式的基本方向，是实践经验的凝结，而非书斋里的空谈。
长征期间，朱德"存在感不显"有具体缘由。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四川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两军被合编为左右两路军，朱德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并多次施压，指使人围攻朱德，迫使其公开表态反对中央。朱德不为所动，明确表态："红军的行动应按党中央决定执行"，并留下那句流传至今的话——"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不割断我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他身处险境、孤立无援，却寸步不让，最终将左路军带回北上轨道，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这段历史虽不显眼，但激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场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同步展开，辽沈、淮海、平津各自有主帅。朱德此时负责的是更高层面的战略协调——他是贯通各野战军指挥体系的总司令，而非某一战区的前线指挥官。拿他与各野战军司令员比较谁的战功更显赫，本身就是错误的比较框架。从井冈山会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1年间，朱德始终是人民军队的直接军事指挥官或最高军事统帅，他参与了人民军队的创建，还领导人民军队在逆境中崛起。
1955年9月27日授衔，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曾是天心圩那800人的队伍中的一员。授衔衡量的不是某一场战役，而是一个人对整支军队从无到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