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信息交流自古就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便在生产力尚未发达的早期社会，广告的雏形已悄然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之中。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出现，传递商品信息的经济广告也应时而生。[1]中国古代广告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逐渐形成了招牌、幌子、楹联等多样化的媒介表现形式。宋代的张择端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以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的画卷，细致描绘了当时的广告盛况。“除景物遮挡外，画面上可见旗帜10面，实物广告16处，店铺悬挂的广告招牌达23处，灯箱广告4块，还有5座大型广告装饰的彩楼、欢门。”[2]
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让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自唐宋起，这种新型广告媒介在商家经营中展现出丰富的表现形态。中国古代的印刷广告主要有书坊广告、包装纸广告以及广告画等类型。这些形式不仅传达商品信息，也承载着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元素，是中国古代广告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关于书坊广告的具体形式
书坊，也称书肆、书铺等，是古代民间图书贸易场所，其出现标志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清明上河图》就记录了一家正在营业的书坊景象。[3]与官刻、私刻相比，坊刻本因市场竞争的压力，一方面力求降低成本，尽力满足读者需求；另一方面着力打造品牌形象，在书籍上搭载广告，借此宣传推广。总体来看，坊刻本的广告方式主要集中在文字广告（牌记广告、告白广告）和插图广告。
首先是牌记广告。在书籍的文字广告中，牌记最为普遍。牌记别称多样，有"木记"、"木牌"、"刊记"等。这类广告通常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书籍内容特色，发挥宣传书籍的作用。比如清代丁申《武林藏书录》卷末收录了宋杭州沈二郎经坊的牌记广告："本铺精心点校古本《莲经》，聘请名师校正重刊。选用道山场抄造的优质细白上等纸札，诚信印造。地址杭州大街栅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诚邀四方顾客认准本铺牌额选购。特此告知。”[4]实际上，这种将坊号牌记刻在书籍封面、目录或卷末的广告手法，最晚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已存在。例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雕版印刷品《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S.P.10），该历高26厘米、宽8厘米，虽已残损，现存文字四行。历日空白处墨书"如有人要借用了请知送回"等字；第二行通栏雕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S.P.11）现仅存下半部分，分别刻有八门图中的火门、风门等方位，卷首竖镌"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保存了书坊名称。
一些根据印本抄写的敦煌写本也保留了书坊牌记广告信息。如敦煌文书《新集备急灸经一卷》（P.2675），残卷正面尾题"咸通二年（861）岁次辛巳十二月二十五日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汜景询二人写记"，背面首题"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字样，显示这是据长安李家书坊印本抄写而来。《崔夫人要女文》（P.2633）末亦书"上都李家印崔夫人壹本"，虽为手抄本，却源自长安原印品。文中"上都李家"与P.2675《新集备急灸经一卷》的"京中李家"是否为同一家书坊，现有资料尚难确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此外，英、法、中等地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有十多份《金刚经》写本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说明这些写本源自四川成都一个名为过家的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