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 （1906-1950》，田毅、赵旭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26年5月推出，全书共372页，定价59.00元
“中国的机密并不藏在宫墙之内，而是散布在辽阔的土地上。”《红鞋城》以此语为引，既确立了微观史的叙事基调，又准确击中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核心症结：统治者与国家最关心的，无非是土地之上“何种税种可征、何类人群可役”。黄河“几”字弯上的塞外小镇红鞋城，这里包税人的存在，成为了破解这一千年谜题的关键。
在中国基层治理的脉络里，“税”从来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收支，而是权力渗透的象征。中国的现代国家塑造与基层政权更迭，始终围绕一条财政税收及资源掌控的主线展开。从晚清的财政困境、近现代军阀割据的军事摊派，到1949年后的国家统一，乃至改革开放后的分税制度改革，国家如何在广大的乡村社会里识别资源、构建税收渠道并维系基层秩序，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田毅与赵旭在早前的《他乡之税》中考察了1976年至2006年一个北方乡镇“平城”的税务变化。在《红鞋城》里，他们则重建了1906年至1950年萨拉齐县一个塞外小镇的征税权承包历程，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在财政汲取、中介代理与基层政权构建的深层逻辑上，却有着某种结构性的延续性。在这部《他乡之税》的“前传”里，读者看到的不仅是北方小镇的起落，更是一部讲述财政如何影响国家、劣质税收怎样扼杀时代发展的社会科学案例。
田毅、赵旭合著《他乡之税》
国家内卷化：经纪体制的“劣币驱逐良币”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经典华北农村分析中，“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用来阐释乡村里权力结构与社会关联的具体面貌。他认为，清末乡村中存在“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的竞争。前者通常由地方乡绅担当，属于代表并着力维护社群及民众利益的中间人，利用自身威望缓冲国家税收和辅助国家治理；后者则是纯粹的利益中介，企图利用职权谋取最大利润。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红鞋城》的叙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背景是晚清新政财政压力向基层传播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在萨拉齐厅大庙前，地面仿佛被撕开一道巨大口子，成千上万农民如潮水般涌来，将大庙层层围住。清廷面对巨额庚子赔款与洋务、新政开销的巨大赤字，急需开辟新的税源。萨拉齐厅同知屠义将大庙征用为“土地丈量分局公所”，企图通过测量土地来增加税收，却引发了暴动。
晋人走西口拓荒，形成了“有地无纳粮”或“大亩”（实际面积超过纳税地租面积）的特殊习俗，官民之间原本相安无事。然而，当国家试图以强制性手段把地亩数“压实”并加税时，这种默契彻底打破。大庙原本是祭祀河神的圣地，这一神圣自治空间向国家征税所的身份转换，更是激起了走西口移民群体的本能反抗。
屠同知站在高台上大声“开导”，暗中安排镇压，却遭遇了由同盟会会员、八卦掌武师吴英秘密联络的各乡保甲、会首和“粮头”等地方派系的暴力抗议。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砖石如雨”般掷向高台，三间庙堂被瞬间摧毁，清丈官四散逃窜，官府公所被迫关闭。这场抗税行动表明，在帝制末期，当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冲击乡村最根本的利益时，乡村社会在地方精英组织下，会爆发出极强的自我保护和暴力抗税能力。
在大庙暴动的前一年，红鞋城正承受着长达三年的黄河决口水灾。屠同知却只动口不动手，请求地方的“四大名人”出面筹资筹工修筑堤坝。这一时期的红鞋城士绅精英，体现了典型的“保护型经纪”特征：商绅侯大红不仅是红鞋城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还是吴英的徒弟，为人仗义且习武，土地辽阔、粮食丰足。为了保全土地和村庄，他几乎掏空了家中所有的粮食和现金，甚至在连续三夜三日的抗洪抢险中浸泡在洪水中，以“裸体打坝”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