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学，与考古文化研究并行，均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二者先后成为学科研究焦点。20世纪70年代，区系类型学理论提出并在各地展开实践，推动中国考古学在物质文化史编年研究上取得显著进展。进入80年代，通过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秦安大地湾F901等遗址的发掘研究，学界直观认识到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度成就，以苏秉琦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深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年10月，苏秉琦在辽宁兴城先后作《文明与文化》《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等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与辩证规律，将区域类型学研究延伸至文明起源层面；同年11月，他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会”发表发言，提及晋南“发现、研究的实际（实践）和认识水平（理论）与辽西相差不大”，“本次晋文化研究会目的亦同此理”，强调在本地区探索“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性，“这被视为自‘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观点提出后，中国考古学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1986年7月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进一步阐释中国文明的整体认知，促使研究视角从考古物质文化史的编年逐步转向文明层面的探索，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引导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发生微妙转变。
中国考古学的这一转型何时完成？参照赵辉先生对学术史研究方法的见解，考古学研究体系由获取资料的技法、信息系统化处理的方法、阐释历史事件的深层理论三层构成（图一），当中若研究对象有所调整，相关的研究方式、技术和理论也极可能随之转变。
图一 考古学科研究体系的三个层次
［摘自《文物世界》2021（2）］
1984年，夏鼐先生指出考古学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貌为目标”，突显古史探索的学科本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秉琦发布三篇重建文章，将对古代文明的探索深化至古史重建的层面，关注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等远古历史进程。同时，苏先生强调“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特性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吸收人类学、民族学成果，还应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及多种自然科学或技术手段”，主张“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方法上均需作出转变”，这些新认识表明考古学在这一时期研究焦点和方法技术确实有所变化。
从物质文化史的编年研究路径来看，是围绕考古学文化展开的；那么，从文化到文明，再到社会与史前史的考古学探索路径如何？聚落考古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作为研究路径，聚落考古在欧美最初虽也以文化史框架为基础进行考古学文化的功能阐释，后来逐步明确为研究社会组织的重要途径。
1946年，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基于维鲁河谷调查成果，在1953年出版的《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liru Talley》中，系统展示了聚落考古的调查与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的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即热衷于探讨聚落考古，70年代陆续发表多篇代表性论著，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解释框架。审视国内聚落考古的早期历程，受苏联考古思潮影响，1954-1957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采用全面揭露的方式。1955年，在夏鼐先生指导下，三门峡水库区河南、山西、陕西三省14县的文物普查发现各类古代遗迹278处，构建出包含24要素的调查记录体系，除遗址堆积及年代外，还涵盖遗址地理环境与景观等现代聚落研究的要素，如地点、区域编号、隶属关系、位置描述、海拔高度、地理形态、面积估算、文化深度、附近水源、土质类型、农作物分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