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悠久的长河里，秦始皇和隋文帝是两位颇具特色的帝王。他们创建了看似强盛却短暂维系的王朝，同时又都站在了时代转折的节点上，亲手开启了全新的历史篇章。正因如此，后世常将他们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统治者。他们被视为划时代的代表，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他们都曾尝试对当时的官僚政治进行彻底改革，借此开创属于各自的年代。秦始皇推动的是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简要而言，就是将原本较为分散的权力逐步集中到中央，使国家从相对分权的格局转向相对集权的体制。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周朝后期诸侯势力膨胀、彼此征伐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的情形。隋文帝推行的，则是选官制度上的重大革新。他试图用科举制逐渐取代传统的推举制，让官员的选拔不再主要依赖名人贤士的举荐，而是让读书人凭个人能力参加考试，通过竞争获得进入官僚阶层的资格。如此一来，便有机会打破长期以来依靠门第、人情和关系来选官的格局，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实，进一步削弱门阀世家的政治地位。可惜的是，这两场改革都没能在秦始皇和隋文帝手里彻底完成。他们建立的秦朝和隋朝，都在第二代就迅速走向衰亡。但历史的趣味往往就在于此：他们虽未亲眼见证改革的最终成果，却为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刘邦与李世民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吸取了教训、调整了策略，将这些改革继续推行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与隋文帝既是开拓者，也是后来制度发展的奠基人。刘邦和李世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助前人失败的教训，逐步探索出了更为稳妥的前行之路。那么，问题来了：秦始皇和隋文帝为何未能成功？而刘邦和李世民又为何能够成功？
秦始皇的改革过于彻底和迅猛，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他没有充分估计到传统习惯势力和复辟力量的强大，更没意识到一个社会的制度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但人的思想观念转变起来却困难得多。因此，当旧有势力再度聚集时，秦朝最终被死灰复燃的复辟力量所击败。刘邦显然吸取了教训。他没有选择立刻全面改革，而是采取更为温和、更为稳重的逐步推进方法。刘邦首先实行郡国并行制，以郡县制为主，同时保留部分分封因素。在此基础上，他先处理异姓诸侯的问题，同时暂时保留同姓诸侯，让他们协助中央稳定局势，防止旧有复辟力量卷土重来。至于这些同姓诸侯，则留给他的后代汉武帝去解决。到了汉武帝时期，郡县制已经运行多年，传统的分封势力和旧有习惯势力已大大削弱，各地诸侯国也逐渐变得孤立无援。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推行推恩令，通过较为和平的方式逐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最终使中央集权更为巩固。可以说，这步棋之所以能顺利实施，正是因为此前已有了长期的铺垫。
相比之下，隋文帝的失败则另有原因。隋文帝开始推行科举取士时，原有的官僚体系几乎已满员，并没有太多空缺职位可以安排这些通过科举选拔的读书人。因此，隋文帝便暂时将这些科举出身的人安排到太子杨勇的东宫，准备等杨勇将来继位后，随着官僚体系出现职位空缺，再逐步启用这些科举人才。这原是一步长远之策。但问题在于，门阀世家显然不会眼睁睁看着科举制取代传统的推举制。他们明白，一旦科举制度真正成熟，门第和家族在选官上的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因此，他们必然会尽力阻挠。最终，太子杨勇被废，隋文帝的另一儿子杨广登上了太子之位。而杨广的太子之位，是靠打击和陷害哥哥杨勇得来的。原本追随杨勇的人，自然很难对杨广真正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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