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朱绍杰、何文涛，通讯员 李军
东山口游人如流，然而越秀恤孤院路12号的柏园却闹中取静。绿树环抱的红砖洋楼，中西合璧的风格，静静见证了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起点。1928年10月22日，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就设在柏园。傅斯年、顾颉刚、罗常培、丁山、容肇祖等学者在此聚会，一致决定将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作为史语所的核心任务。这一决策，开启了中国古史认知的新篇章，殷墟百年发掘由此启幕。
一个世纪过去了。2026年既是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也是殷墟妇好墓发掘5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回望殷墟的中国现代考古历程，许多“广东身影”跃入眼帘——从柏园发出的指令，到长期耕耘的广东学者，中国田野考古建立科学标杆的梁思永，深耕甲骨研究半世纪的刘一曼，推动殷墟走向公众、为商文明注入当代活力的唐际根，还有众多在田野考古、学术研究领域默默奉献的岭南学者，代代传承。
粤豫千里、几代人接力编织的考古故事，如今被重新发掘，为我们解读三千年前的商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
“半部中国考古史”，就始于广州柏园
“一部殷墟发掘史，便是半部中国考古史。”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自清末发现甲骨文以来，被盗掘现象严重，研究也零星散布。1928年4月，傅斯年组建民国中研院史语所，立刻将“殷墟发掘”纳入工作。他坚信，殷墟发掘能“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迫切需要国家学术机构进行科学发掘。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文史学者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提及：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在河南，但计划制定却在广州。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因母病从广州返回河南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临时兼课。1928年8月，傅斯年即致信聘任董为史语所编辑员，派他亲赴安阳调查甲骨埋藏情况。同年10月13日至30日，董作宾主持完成殷墟第一次试掘，正式拉开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尽管规模不大，但出土甲骨文784片，直接打破“甲骨已尽”的旧观，为后续发掘提供了关键依据！
往“前线”发报的同时，傅斯年也在寻找殷墟发掘的负责人，他将目光投向了32岁的李济。李济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拥有科学考古学背景的学者。1928年10月，史语所迁入东山柏园。11月，李济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时，在广州与傅斯年见面。傅直接询问李济是否愿意担任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两人一拍即合。12月，史语所增派李济前往主持殷墟发掘。
在李济的带领下，殷墟发掘方法逐步走向规范。李光谟（李济之子）在《李济与殷墟考古》中记载，李济明确提出，所有遗物和遗迹都要记录出土位置和层位，并拍摄原始现场照片。同时要求工作人员坚持写日记，保证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这次发掘改变了以往单纯获取甲骨的方式，为中国现代考古带来了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严谨作风，影响深远。
尽管相隔千里，岭南学者始终与殷墟考古保持步调一致。1934年，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容庚组织成立考古学社，创办《考古社刊》，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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