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夏时节酷热难耐，找些书卷消磨时光。翻到《王秉恩日记》的整理本，不禁联想到先前在线浏览电子全文时的那种缓慢煎熬。之所以对这部日记产生兴趣，是偶然间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公布的古籍全文数据库里，发现一部晚清浙江人的日记稿本。这部《日记》稿本共有五百多页，篇幅不短，但所记内容相当单薄，读起来像是晚清一名普通职员的流水账，作者显然并非什么名流，否则后人不会随口将其定名为《某人日记》，这个名称直白得有些粗糙，透着几分没文化，实在有些尴尬。
《某人日记》分为三册，书写在朱丝栏稿纸上，字迹相当潦草。从时间上看，开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年的元旦，截止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的除夕，前后持续了七年光景。几乎每天都记录，记事多的三四行，少的仅一行几个字，偶尔因忙碌而遗漏。基本都使用黑笔书写，只有几次例外，比如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初六起入广东参加秋闱，改用朱笔记录，至九月初十日结束。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没有记事，原稿空下了五行，始终没有补写，这一百多年过去，空白处依然清晰可见。第一册日记的首页朱丝栏外，盖有“朱鼎煦印”的白文鸟虫篆小方印，可知是宁波藏书家朱赞卿（1881—1967）别宥斋的旧藏。别宥斋的藏书，是1979年由朱氏后人捐给天一阁的。稿本里偶尔可以看到很小的浮签，材质有白纸也有红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做了些批注，很可能是出自朱老先生的手笔。
《某人日记》稿本 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
与王秉恩的时空交集
要弄清《某人日记》的作者，首先要弄明白作者的姓名、字号、籍贯、生辰等详细信息。从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二日的条目“张祥熊自绍来，寄来建儿禀，并鞋，又陈少堂赠扇”，可以推断“某人”的老家应该是浙江绍兴。晚清碑学名家、绍兴人陶濬宣此时正在广东活动，但《日记》中的书法完全不像陶氏的风格。且这本日记开头部分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的记录提到“城南贺年（书局），与心云谈片刻”，心云就是陶濬宣（1846—1912）的字号。虽然陶氏确实有日记手稿传世，但主要集中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并没有光绪二十年之后的内容，看来作者另有其人。而《王秉恩日记》光绪二十年这部分保存得相当完整，如果不出意外，当时在广东做官的王氏与《某人日记》的作者之间，必然有不少交集。
果然，对读两家日记，确实能看到他们多次在时空上重合。比如《王秉恩日记》二月二十二日有“光孝寺吊刘嘉树太守”的记载，《某人日记》同一天记“光孝寺吊刘嘉树外艰”。一方面，《某人日记》补充了《王秉恩日记》的记载不足，他们去光孝寺吊唁的原因是刘名誉的父亲去世，而不是刘名誉本人。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在光孝寺见面，只是彼此在日记中都未留下记录。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某人日记》有“督署衙参，又上福字禀贺”，与《王秉恩日记》所说的“督宪堂期，见”应当是同一件事。到了三月初一，适逢广州有日食，王秉恩记“巳日食，时正阴雨，室中须明灯，雨雹”，《某人日记》则说当天“日食，正食时大雨”。两天后的三月初四日，因“将军弟继仲山部郎诵经光孝寺”，王秉恩前“往行礼”，《某人日记》同一天也“至光孝寺吊将军丧弟”。三月十五日，王秉恩记“姚世兄之母染时疫遽卒，吊之”，次日“往姚寓送敛”，《某人日记》十五日同样记“姚麟如母故，往看”，次日“姚麟如处行礼”。四月二十一日王秉恩去“藩署贺太太生”，《某人日记》亦记“藩署祝寿”。五月十五日，李芷香母七十寿，王秉恩“往贺”，《某人日记》有“拜李子香太夫人寿”之说。六月十三日王秉恩“吊陈东之太夫人”，《某人日记》只说“吊陈东之”，实际上陈东之母去世了，并非陈东之本人。至于六月二十二日两人分别有“吊李芷香”“吊李子香”之说，但不知是李芷香去世，还是他的母亲？直到七月十一日《某人日记》说“湖南义庄送李芷香母夫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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