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公开信息有几则看似不显眼的动态。
河南省这个玉米主产区，就有专家在当地为农民们讲解转基因玉米的种植技术。
时间再往前推，今年五月的时候，74个转基因玉米、大豆品种已宣布进入国审初审阶段。
回溯到上一年，已有96个转基因玉米品种、2个转基因大豆品种通过了国家的品种审核。
据统计，从2023年至今的三年间，中国累计批准了160种转基因玉米和19种转基因大豆的国内审定。
大约在十多年前的2013年6月。
彼时，农业部门向三种转基因大豆发放了进口安全认证，消息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响颇为热烈。
近几年中，转基因技术的审批似乎在加速推进？
今日，我们尝试探讨这个疑问。
短短十个月后，又有27个转基因玉米和3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得批准。
这个审批速度，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情形。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背后蕴含何种深意？
探讨这些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回应那个曾经引发社会激烈讨论的核心议题。
转基因，究竟是否存在风险？
放眼全球，转基因作物早已在多种农作物上实现了普及。
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
过去二十五年间，委员会资助了超过130项独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方式的风险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我国相关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2025年信息）也强调：
实践层面来看，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全球累计种植面积已突破500亿亩，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亿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至今未出现一例经科学证实的食品安全事件。
只要是通过安全评估获得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其安全性就和普通食品没有区别。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对比案例。
2013年10月至2014年初，中国海关在检验中检出未经农业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因此对美国产玉米实施大规模退运，累计退运量超过百万吨。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MIR162玉米是由瑞士先正达公司研发的抗虫转基因玉米，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国已获批准，当时正在申请中国的进口许可。
然而，未获批准就意味着无法进口。
这一事件实际上传递了另外一层信息：
关键所在，或许并不仅仅是转基因技术本身，而是背后控制权和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种审慎的战略平衡。
这种平衡的出发点，首先源于一个现实挑战。
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豆的国际依存度持续攀升，最终稳定在80%以上。
在这1.05亿吨进口量中，转基因大豆的占比高达99%以上。
由于我国大豆生产主要依赖杂交技术，加之机械化、规模化程度与美国的差距，导致亩产仅为美国七成左右。
如果我们拒绝进口这1亿多吨大豆，所有需求都要依靠国内种植，那么至少需要8亿亩大豆种植面积。
在中国耕地红线总共只有18亿亩的背景下，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需要进口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若不进口大豆，就需选择小麦、玉米、水稻等其他作物作为替代。
即便引进，中国也设立了明确的管理界限：
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仅可用于榨油和饲料加工，严禁作为种子在国内进行种植。
这其中蕴含着两层逻辑考量：
为保障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我国接纳国外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原料输入；
但在种子主权问题上，我们坚守自主可控的原则不动摇。
前面提到过的转基因棉花，就是我们在种子领域绝地反击的典型实践。
当时棉铃虫灾害频发，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抗虫棉趁势进入中国市场，迅速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孟山都不仅收取高额的种子费用，还强制要求农民签订禁止留种的协议。
棉农的利益，就这样被一家外国公司牢牢掌控。
因此，今天我们在玉米和大豆领域推进的，依然是当年抗虫棉所走过的自主可控道路。
全球种业科技正在迅速迭代更新，此前提及的美国、巴西等国，其转基因玉米大豆品种具有单产高、成本低、国际竞争力强等优势。
如果我们不及时跟进，国内种业的代差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
正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