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儿科医生韩杰因医疗事故罪获刑一年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在医疗纠纷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韩杰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记者通过梳理已公开信息，并采访了两名医疗领域资深律师，深入探讨争议的关键要素。
医疗事故构成犯罪的关键，在于是否认定存在“严重不负责任”
北京盈科（广州）律所的吴乃德律师，此前在三甲医院担任急诊科主任、ICU主任，还曾在医务部、质量管理科任职。他向记者解释，“医疗事故罪”在刑法第335条中有明确界定，定罪的主要依据是医务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最高检与公安部随后发布规定，明确了“严重不负责任”的七个具体情形。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其中对医疗事故罪的认定标准作出说明：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1. 擅离职守的；
2. 无正当理由拒绝为危急就诊人进行必要救治的；
3. 未获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治疗的；
4. 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5. 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6. 严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
7. 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该规定中“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指造成就诊人严重残疾、重伤、感染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难以治愈的疾病，或其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的李强律师，曾是一名胃肠外科医生，从业近二十年，处理过多起医疗纠纷案件。他指出，讨论医疗事故罪，首先需要明确“医疗事故”的概念。医疗事故包含两个构成要件：临床工作人员违反诊疗规范，导致患者出现不良后果。而医疗事故罪的入罪前提是：构成医疗事故，且医务人员存在“严重不负责任”。
法律学者罗翔在其8月13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对于医疗事故罪“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他个人倾向于“折中说”。即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要依据抽象的规章制度，还要有代入性的思考，站在被指控人的立场去分析问题，思考如果自己处于医生位置，是否能轻易发现并避免事故发生。这种代入性思考需考虑地域差异、学科差异，以及各地医疗水平的不同。
全国人大代表、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在8月4日的社交平台上发表意见，关注韩杰案件，建议将医疗过失与主观恶意犯罪明确区分。他认为，韩杰案的判决可能会助长防御型医疗，并加速医疗人才的流失。
吴乃德表示，尽管已有明确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裁量空间仍然较大。医疗问题专业性强，临床操作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医疗事故罪较为罕见，但一旦发生，极易引发争议。
韩杰被认定“严重不负责任”的原因是什么？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观点指出：“患儿在3时许入院至其11时下班离开（记者注：韩杰8时许已交接班，之后至11时在办公室处理其他事务），长达8小时期间，除了进行输液治疗外，未实施任何检查排除小儿疝气等外科情况，也未密切关注患儿病情变化，患儿转院时病情已经恶化，错失了关键救治时机。”
“韩杰医生确实存在过错，但至于是否构成‘严重不负责任’，是否应入刑，我认为有很大商榷余地。”吴乃德认为，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韩杰的过错更多源于经验不足。
争议焦点一：未请会诊，是否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韩杰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其过错是否构成“严重不负责任”。根据已披露的信息，患儿凌晨3点左右在抚州健强医院就诊后，X光片检查已显示出肠梗阻迹象。吴乃德指出，肠梗阻属于外科疾病，此时按照规范化诊疗流程，应当请外科医生会诊。韩杰未执行会诊，仅进行保守治疗，构成医疗过错。
为何未请外科会诊？一审判决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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