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王圆箓于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内藏有逾两万件写卷。古人研习书法多赖碑刻，但那些风化日蚀、人为改动的石刻，早已难窥古人运笔之实况。直至一份约260字行书残纸现世，世人方得窥唐代手书原貌——提按、连带、飞白等笔法跃然纸上，尽是自然流露，非刻意为之。
此残卷未署作者姓名，然其字形与李邕所书《麓山寺碑》神似。李邕于盛唐时深研王羲之笔法，却非全然照搬，而是融王氏流畅之姿与唐代刚健之力于一体。这份墨迹恰恰证示，唐代书家非不能行书，反而在自由度与情感表达上更胜一筹，其书写的目的在于抒发，而非炫技。
传统教习书法常言先学碑后学帖，此法实有误。碑石乃刻就之物，诸多细节已失，唯有墨迹方存原始形态。以残卷为例，起笔如刀劈纸，牵丝细微欲颤，顿笔亦不生硬，诸般动作在石碑上皆无从体现。当前高清扫描技术日益成熟，学者们于敦煌写卷中观察，多见行书显松散之态，似为随意而书，而非程式化习练。
敦煌集中唐代行书真迹，缘于中原战乱频仍，纸张难存，而敦煌偏远，佛教徒将旧经卷封于洞窟，沉寂九百年。相较之下，中原流传之唐代行书多为摹本，如《集王圣教序》，历经多重加工，敦煌作品反而成为未受标准化的原生样本。
浙江大学近期研发一套AI比对系统，将此残卷与李邕拓本、颜真卿《祭侄稿》相较，结果显示其与李邕晚年笔法相似度达89%，然节奏稍显松散，不及官方文书之规整。据此推测，书写者当为僧人或民间抄经人，其日常书写本不追求排场，此发现令人惊异——原来唐代行书，非仅为贵族所能挥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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