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放权，规则正在变化。
湖南、广东、四川三省近期陆续出台成套放权方案，将原先由省、市两级掌控的土地、基建、文旅等重要审批权限，大量下放到部分县市。
这次的改革思路，不同于以往普遍性的扩权方式。改革资源不再平均分配给所有县域，而是侧重于那些基础条件较好、承担压力能力较显著的县域，走出了一条挑选优秀者赋予权力的新路。
从1992年浙江推动“扩权强县”，到现在三省探索“强县扩权”，词语的顺序虽略有不同，却反映了中国县域改革底层逻辑的重大转变。
多位被采访的专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一轮向县放权并非只是在简化流程，而是在城镇化格局重塑、数字治理日渐成熟、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加速的背景下，各地试图进一步激发县域经济活力，以应对经济下行挑战、调整省市县三级治理架构的战略举措。
差异化放权：三省探索不同路径
在这次改革中，湖南、广东、四川根据各自省情，开辟了各具特色的放权道路。
湖南省在改革中推出了清单式直接放权，直击项目落实过程中的审批难点。
今年7月20日，《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开始实施，直接向本省经济较强的县分配了13项省级行政许可，同时伴随了20项市级行政权限下放的指引，这些权限主要涉及建筑、交通、水利、林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领域。
陈灿平曾在湖南安化的副县长位置上工作过，他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了这次改革如何精准解决了基层长久存在的权责不匹配问题。
陈灿平回忆说，以前在湖南工作期间，土地使用、环保审核、节能许可等关键审批权限全部由省、市级别部门掌握。一个项目要落地，工作人员不得不频繁跑动多个级别的部门，导致审批流程漫长，周期拖沓，大大增加了项目实施的成本。
在他看来，当前列出的放权措施，主要是为了清除“有责任没权力、审批过程繁琐、协调困难”的制度性障碍，让产业项目能够在县域内便捷地完成审批程序。
相较之下，四川省内县域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因此没有考虑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而是挑选了29个综合能力较强的县（市）进行强县扩权试验，推出了涉及债务处理、城市更新、文旅结合的266项省级综合支持事项。
四川省区域科学协会的副会长吴振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明，强县扩权从1992年东部沿海地区发起，当时浙江的县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普遍性的放权获得了广泛的成效。但是西部地区的县多数未达到相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四川选择优先将权力赋予发展较好的县域，以实现政策与地方发展需求的精确匹配。
县域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广东省作为经济全国第一大省，其改革直接面对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广东省县域面积占全省超过七成，但2022年县域经济总量仅占全省总量的12.4%。因此，2022年末，广东全面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这一工程为契机，探索接近省直管县的模式，推行了扩权强县的政策措施，建立了县（市）“点单”而省、市“上菜”的菜单式赋权方法，重点关注自然资源、文化旅游、交通运输领域的审批权限下放。改革也搭配了财政税收调整机制，税收改革带来的新增地方财政收入，原则上全部向市县分配。
某些权限还实现了按县制定的精确分配，比如“144小时便利签证空白纸核发”仅分配给汕头南澳县，配合当地海岛旅游的文化特色；城乡建设用地等审批权限的下放，则直接服务全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综合整治，为县域产业发展留出空间。
三省的改革各有特色，摆脱了“一套方案全国适用”的粗放做法，标志着县域放权已经进入分类处理和精准赋权的精细化时期。
多重条件成熟促使政策出台
为何新一轮向县放权集中在2025年—2026年集中实施？几位受访专家指出，市场环境、技术条件、治理条件同时达到成熟，创造了本轮改革的时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学术委员汪玉凯认为，县域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超过7亿人口分散在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县域承担着人口集中、产业部署、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多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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