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六岁稚童向邻居透露，夜晚可在楼宇内的避难所碰头——防空警报响起之际，附近住户都会藏匿于此。在孩子眼中，这不过是寻常经历；但在乔纳森听来，话语却化作压垮其精神的最后稻草。
英国《金融时报》8月16日刊发的深度报道，记叙了乔纳森的遭遇。他是个三十出头的特拉维夫房产从业者。当妻子初提举家搬迁海外时，乔纳森曾表示异议。但随着加沙冲突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区域对抗，安全顾虑、经济压力与社会分歧不断叠加，乔纳森最终带着全家于2024年移居美国。
《金融时报》同时指出，近三年来，大约15万名以色列人选择长期离开这个国度。对于超过千万总人口的国家而言，尚算不上全面撤离；但对依赖移民补充人口与人才的以色列来说，却属罕见之转折。
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参照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资料进行测算，排除了居住未满三年的新移民因素，2023至2024年，约有十万人中的长期居民离境，2025年预计又有4.5至5万人离国。该研究采用长期离境统计口径，不含旅游、探亲及短期出差情形。
2025年上半年，以色列离境人数较上年同期回落20%，显现外流速度或已触及峰值。尽管如此，因移入人数同步减少，研究人员仍预测2025年仍将持续人口净流失状态。2023年和2024年，以色列已连续两年记录净迁移负值；纵观近一个世纪，类似情形仅在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零星出现。
此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移民不仅是以色列的人口策略，更与其国家认同紧密相连。
1948至1960年期间，外来移民促成以色列约65%的人口增长。即便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二十年里，移民仍贡献了近乎五分之一的增量。希伯来语将犹太人迁入以色列称作“aliyah”，意即“上升”；背离以色列的人则一度被称作“yordim”，即为“下降者”。
上世纪70年代，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甚至曾以极具侮辱性的言辞抨击离境者。虽后来撤销相关言论，但“离去”长久以来被视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背离。如今，一个以向全球犹太人提供家园为建国初衷的国家，却开始无法留住自身居民，这种人口流向实际上已对国家叙事构成挑战。
更值得深思的，并非离境人数几何，而是谁在迁徙。
以色列税务主管机构对2015至2024年数据的解析表明，2023和2024年，高收入阶层、科技医疗从业者的离境率攀升至历史顶尖水平，较2019年之前增幅将近一倍。医生、工程师、高科技从业者以及职业黄金期的中年群体，在离境者构成中的比重明显加大。
十年前，40至50多岁群体约占成年离境者的13%；如今这一比例已增至约20%。离境者在离境前一年的平均收入，从2015至2019年间的约12.5万新谢克尔，上升为2024年的约20万新谢克尔，剔除外价因素后增长约60%。往昔，离境者收入基本趋近全国均值；现今，其收入高出平均水准约50%。
这意味着，外流的并非千万民众中随机抽选的十五万人，而是以色列最核心的纳税人、专业技能人才以及预备役兵源群体。
以色列收入最高的20%人口贡献了约92%的个人所得税。高科技产业创造约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超过一半的出口额，仅受雇于科技企业的劳动者就贡献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薪资所得税。一名科技人员、医生或工程师的离去，对国家财政及产业能力的冲击，远非普通人口统计所能阐释。
以色列税务部门估算，2019年以前，离境者在离境前一年缴纳的所得税均值约为每年5亿新谢克尔（约11.4亿元人民币）；至2023和2024年，该数字已增至每年约12亿新谢克尔。据此推算，新增一年离境人口可能带来约7亿新谢克尔的潜在税收损失。若此态势继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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