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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驻足于三星堆博物馆内，凝视着那尊令人震撼的青铜大面具。 张 锋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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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另一处展厅，观众正围绕着青铜神树，探寻古蜀文明的奥秘。 张 锋摄(人民图片)
1986年那个夏天，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的发现，犹如一道惊雷，让沉睡了数千年的古蜀文明骤然绽放光芒，震动整个世界。时至今日，国内外众多考古学家齐聚四川德阳广汉，共同参与“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四十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从最初简陋的草棚到如今恒温的方舱，从初见天日的惊世器物到逐渐清晰的文明图景，四十年的考古工作接续不断，让三星堆文化逐步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折射多彩文明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确实刷新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表示。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多数集中在了黄河流域。三星堆的浮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8个祭祀坑的总面积不足100平方米，却出土了近2万件青铜器、金器、玉器以及象牙等珍贵文物，有力地证明，在3000多年前的长江上游，曾存在着一个与中原商王朝同期且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分享了科技考古带来的新发现，他指出，通过分析，三星堆青铜尊、青铜罍等容器的泥芯矿物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具有浓郁本地风格的器物，其泥芯矿物则源自本地。三星堆汇聚了不同地域的物产与技艺，成为了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生动实例。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近4米的青铜神树、黄金权杖等文物，其造型奇异独特，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在中国其他地方实属罕见。这表明古蜀文明在吸收中原文化养分的同时，亦孕育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权力观念与信仰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内部所展现出的惊人多样性与非凡创造力。
“在中原王朝兴盛之际，各区域亦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它们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着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共同编织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这样认为。
记录考古探索历程
作为当年1号、2号祭祀坑发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显丹回忆道：“那个年代的发掘条件相当简陋，但所有人都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三星堆博物馆内展示的老照片，无声地诉说着过往：考古工地仅有的几间草棚，考古队员们身着背心短裤，正齐心协力地将青铜大立人像从坑底慢慢抬出；一名工作人员站在竹制脚手架上俯身拍摄，那便是当时所谓的“航拍镜头”。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3号至8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汇聚了国内多家重要研究机构的强大力量，构建了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开放平台。
宽敞的钢架大棚下，考古队员在恒温恒湿的透明方舱中仔细作业，多功能平台平稳地吊升着出土文物。数字技术将考古现场直观地展现在公众眼前，“透明厨房”式的陈列更是实时呈现了文物保护修复的每一个细节。
科研人员从祭祀坑中发现了肉眼难以察觉的丝绸痕迹、植物种子、动物蛋白等遗存；碳14测年技术精确锁定祭祀坑的埋藏年代约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三维扫描和3D建模技术实现了文物跨坑拼对，成功复原出大型青铜器的完整形态；文物保护工作者攻克了出土象牙的保护难题，使得珍贵文物得以直接向公众展示……
“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的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和多学科结合树立了一个典范，其意义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重大。”宋新潮说。
探索待解之谜
经过四十载的考古工作，我们其实只揭开了这部地下之书的部分篇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乔钢透露，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目前，考古队正在仓包包小城、月亮湾东侧、真武宫等地点，着力推进水路交通节点与城址功能布局的考古研究。未来，相关研究将继续深入，重点关注城址功能布局与水资源的利用情况。
作为学术研究的宝库，三星堆仍隐藏着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揭开。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地之谜，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表示，尽管目前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的研究，无论从器物形态、风格、纹饰，还是制作手段、原材料等方面入手，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似乎总是“隔靴搔痒”，缺乏最终的关键证据，那便是铸造地点的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则关注“三星堆的水系与城池复原”课题，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明确三星堆古城的功能分区。“遗址地处沱江冲积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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