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奥德赛》的全球票房达到了12亿美元，相关的讨论和争议从未停歇。这并非该史诗初次成为热门作品。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作为与《伊利亚特》地位相当的重要作品，《奥德赛》就在希腊世界广受欢迎，并固定为雅典节庆期间的表演曲目，由吟游诗人为公众完整讲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冼若冰教授专攻荷马史诗研究。他在德国完成系统古典学训练，本科毕业于柏林洪堡大学，硕士与博士则分别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其博士论文《〈奥德赛〉中的空间与叙事》（Raum und Erzählung in derOdyssee）于2021年由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发行，同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多项用德文、英文撰写的关于《奥德赛》的学术文章。
在正式成文之前，《奥德赛》的故事经历了数百年在口头流传中的锤炼。每一次即兴的复述都徘徊在重复与创造之间，每位歌手的改编都映照着各自的年代背景。如今流传的《奥德赛》是如何最终定型的？其叙事魔力源自何处？电影改编又有哪些创新与不足？我们就此类问题与冼若冰教授进行了交谈。
冼若冰著，《〈奥德赛〉中的空间与叙事》（Raum und Erzählung in derOdyssee），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2021年出版
澎湃新闻：您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为“《奥德赛》中的空间与叙事”，可以说是带着一种独特的视角走进电影院观看相关影视作品。改编成影视的《奥德赛》是否让令您感受到别样的“空间感”和“叙事手法”？电影中哪些片段触动了您认为这就是“荷马”的灵感，又有哪些场景让您觉得“并非荷马”？
冼若冰：其实不仅限于博士论文，我的硕士研究也围绕《奥德赛》展开，探讨史诗中一个反复出现并被不同讲述者“借用”的故事：阿伽门农被奸夫淫妇谋杀，其子俄瑞斯忒斯为父复仇的情节。从时空传递角度看，古希腊时期歌手的演绎与今天影视化《奥德赛》有相似性。史诗内部分段落就已暗示听众沉浸其中的“如临其境”体验；而自希腊化时期起，修辞学传统强调生动形象的史诗讲述能使听众变为观众，即“如在目前”的境界。
诺兰执导的《奥德赛》，细节方面几乎每一幕都与原著存有明显差异，只是差异程度不同；但整体框架上仍保留了原著的基本结构，特别是故事的开端方式，包括随后展现忒勒马科斯外出探询父亲消息以及奥德修斯准备离开滞留七年的岛屿时展开的双线叙事。
坦白说，影片反复提及的“宙斯的法则”、“海上民族”即将到来的预言以及“文明崩塌论”等元素，在我看来并非有趣的改编。有趣的是，不似“荷马”的部分恰恰很“诺兰”，而过于“诺兰”的地方又偶尔显现“荷马”影子：熟悉诺兰全部作品的观众，他们关注的不仅是导演如何改编史诗，还要看他在《奥德赛》与早期作品中构建的视觉、人物、主题层面的“媒介互涉”（intermediality），如同古希腊歌手基于听众熟悉的史诗传统和演绎方式展开互动：从《奥本海默》到《奥德赛》，延续的不仅是文明衰落或毁灭的思考，还有主要人物的塑造！
说唱歌手与吟游诗人
澎湃新闻：电影中首位出场的角色是由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Travis Scott）扮演的吟游诗人，他手持木杖以“一长两短”的节奏敲击，这是否暗合您研究的“史诗六步格”？导演诺兰曾解释说选择该角色是因为史诗原本是口头作品，与说唱文化相通。是否可以认为《奥德赛》是唱出来而非写就的作品？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史诗六步格”的韵律与“唱诗人”象征什么？
冼若冰：《奥德赛》是否源自书写存在争议。史诗所代表的传统（口头传承）与宏大作品的生成是否依赖新兴“媒介”介入是两个独立议题。我无法在此详述。但有必要澄清，荷马史诗本身并非排斥文字。但歌手与听众间形成共识：歌手所演绎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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