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殇：1666年英格兰鼠疫笼罩的村庄》，胡荣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2026年6月面世，全书368页，定价88.00元
十七世纪英国人的观念里，1666年远不止一个年份数字。基督教文化视“666”为不祥之数，因其与《圣经》中“兽的数目”关联，这使人们倾向于将当时的灾祸纳入末世降临的解读框架。（《圣经》载：“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人们将那几年的苦难视为天启四骑士（Quattuor equites apocalyptici）的降临预兆。1665年大瘟疫夺去伦敦近十万居民生命，1666年伦敦大火又如同索多玛的天罚，烧毁了接近五分之四的城池。同年英国与荷兰的第二次海战失利，无数水手殒命于海。这一年正值“小冰期”（Little Ice Age），气候恶劣引发的粮食歉收让本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整个英格兰社会弥漫着末日审判的焦虑气息。
西方绘画中描绘的1666年大火场景
就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下，英格兰德比郡峰区的一个名叫伊姆（Eyam，意为“水源之地”）的小村庄进入了历史视野。当鼠疫逼近村落，村民展现出无畏精神，封锁了所有通往村外的道路，用全村的牺牲换来了周边村落的安宁。持续十四个月的疫情结束后，二百六十名村民离世，死亡人数占村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因“善良”而主动选择留下牺牲的村民，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无尽赞誉。
胡荣教授的《善之殇：1666年英格兰鼠疫笼罩的村庄》没有局限于英雄故事的叙述，而是深入探究伊姆村村民的壮举背后。书中追问：村民们为何选择留下？哪些本可以离开的人最终留下，又有哪些人别无选择？隔离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并在长达十四个月的漫长疫情中得以实施？在生还机会的分配上，哪些人得到了更多眷顾，而哪些人终究未能逃脱瘟疫的侵害……正是这些追问，让本书中的伊姆村不再仅仅是被传颂的完美典范，更演变为后人了解近代早期英格兰法律秩序、地方治理、社会结构及情感世界的窗口。
这部著作将村民“自愿留守隔离”这一单独的道德抉择，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体系中进行考察。村民的选择并非纯粹的主动牺牲，也非完全由国家力量所驱动。这一最终结果是村民们在恐惧、污名、贫困、信仰、权力与人际关系网络交织下的现实权衡，但这一选择最终又为个人和村落共同体赋予长远道德价值。后人给予伊姆村村民“将善良传承”的美誉，但这份善良同样伴随着代价，也存在某些无法为英雄叙事所完全掩盖的暗影。本书标题中的“善之殇”，便是作者在系统梳理历史文献后，对村民选择做出的更深层阐释。
西方绘画中展现的1666年伦敦大瘟疫
微观史学研究：从伊姆村透视大不列颠
汉斯·梅迪克在《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一文中提及：“世界历史蕴藏在微观历史之中，一个村庄的往事或许具有全球性意义。”伊姆村之所以值得记录，并非看重它地图上的面积，而在于它足够小，小到制度、信仰和人情得以在相同道路、水井、教堂乃至居所中交汇。但这个小村庄又足够复杂，复杂到任何单一理论都无法单独解释灾难中人的行为。
胡荣教授运用微观史（Microhistory）的研究方法，并非意图将伊姆村夸大为整个阿尔比恩（大不列颠岛古称）的复制品，而是将其当作透镜，观察宏大制度抵达基层时的变形及其反向作用：“微观史专注于观察制度在触达基层社会时产生的真实变化。”（第6页）作者研究了“法秩序变迁周期”，即从疫情初期日常规范的瓦解，到危机中权力交错与集体共识的形成，再到村庄规则、宗教权威与集体情感协同重塑秩序，以及疫后不平等死亡的长期遗留。“它像一枚历史透镜，映照出英格兰面对危机时，其法律秩序、权力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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