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问“道”
■钱宗阳
通道转兵群雕（人物从左到右依次为：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雕像位于通道转兵纪念馆主广场） 贺仁寰作
“万万火急”——
一张泛黄的手抄红军电报稿，边角微卷，现藏于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侗族古书院——通道侗族自治县恭城书院。
电报记载日期：12月12日，落款是军委。
红军电报有五个等级：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
“万万火急”，便是长征途中中革军委发出的最高级别军令。
电报发出次日，指引人困马乏的红军将士转向西行，将敌人布设好的封锁线甩在身后。
通道的胜利，就此开启。
一
清晨时分，罗蒙山在白雾中渐渐显露轮廓。山脚下的恭城书院，青砖灰瓦的建筑群迎来了第一批参访者。
这座北宋年间始建的侗族书院，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向后来者娓娓道来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934年那个冬日的风雨里，经历湘江惨战的3万多名红军将士翻越陡峭的老山界，踏入了通道县。
陆定一在散文《老山界》中描述，老山界最险处“近乎九十度的垂直石梯，仅尺余宽，旁边便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连日苦战和艰难行军，将士们疲惫至极。但追兵渐近，不容过多犹豫。站在生死关头的中央红军需尽快抉择方向。
恭城书院内一间狭小的屋子，几张黑褐色的木桌椅摆放着，仿佛重现了当年会议的情景。
会议召开得仓促异常。没有留下任何原始记录或文字资料。一切，只保存于7位与会者的记忆里。以至于长征胜利多年后，鲜有人知晓这场会议，甚至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召开过通道会议。
1971年，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审查党史展览时，被问及此事，她回答工作人员：“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
而险些将中国革命引入歧途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首次详细记述了会议过程。
会议召开快，结束也快，李德称其为“飞行会议”。在通道，与会者停留仅一天便匆匆离去。
军情万分火急。
二
夜幕降临，篝火升腾。跳动的火焰映照着3个清瘦的身影。
其中两人躺在担架上：一个尚未完全摆脱恶性疟疾的折磨；一个腹部因敌机轰炸留下的伤口尚未愈合。
尽管身体虚弱、行程劳顿，三人却越谈越起劲。
他们正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商讨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连番失败。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红军减员至3万余人。毛泽东坚定地提出：“必须剖析失败之因！”
惨败让所有人都深受震动。巨大的牺牲，让博古、李德的领导地位摇摇欲坠。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积压的不满，在红军将士心中积聚。
聂荣臻回忆：“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显现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大家从根本上检视党的路线、领导问题。”
担架上的谈话，成为改变历史的契机。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败原因，回顾长征途中“逃跑主义”“搬家主义”造成的损失。
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并非易事。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王稼祥曾和许多同志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在中央苏区工作后，远离莫斯科的面包和黄油，亲身经历反“围剿”的战斗，他逐渐意识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讨论是否继续由毛泽东前方指挥军事、是否撤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王稼祥力挺毛泽东的观点，秉持公道直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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