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繁体竖排版）：司马光主编；中华书局刊行。
若需挑选一部著作以探究宋朝建立之前千余年间的华夏历史，《资治通鉴》实为不二之选。从春秋战国的分水岭“三家分晋”落笔，至秦始皇开创帝制，汉王朝巩固统一，历朝纷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直至五代十国动乱平息，秩序重建，国运兴衰、人物得失、制度变迁、风俗流转，尽录其中。
《资治通鉴》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全书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事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年），堪称宋朝人的古代史与近代史，时至今日，依然是研习宋朝以前史实的关键参考。其编者司马光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称“史家两司马”。《史记》与《资治通鉴》，两部鸿篇巨制，一为纪传体、一为编年体，一成书于西汉、一成书于北宋，相隔千年，双峰并峙，成为华夏史学文明的重要象征。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缘于前代史籍卷帙浩繁，学者穷年累月难窥全貌，即便通读也难以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而人之本性本就倾向于简约、规避繁复。司马光忧虑长此以往，人们或会弃史不读，致使历史记忆逐渐湮灭，因而立志以比纪传体更易理解的方式，创作一部涵盖千余年历史的平易之作，集众说而成一家之言。
司马光拥有三位得力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他们在其指导下“博览旧史，广泛采撷”，对存世史料进行地毯式搜集与吸收；继而以“宁可过于繁杂，不可过于简略”的原则，尽可能地保留旧史原文，编纂“长编”作为基础稿本。在“长编”编纂期间，助手需对旧史中关于同一事件的多元记述加以甄别，另文阐明“采纳此说舍弃彼说的缘由”，撰写“考异”，以揭示不同记载的差异，阐明判断之理。司马迁创作《史记》，既有实地探访，亦有史料互校，但《史记》的文本隐去了论证过程，仅呈现流畅叙事；而司马光《通鉴》所首创的“考异”之法，则将材料的考辨过程完整呈现给读者，堪称“更注重逻辑的”，此乃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一大精进——以“研究”为根基的叙事。“考异”中所揭示的差异性记载，亦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
最终，“长编”交至司马光手中，他的职责是删去非要害内容，令《通鉴》以流畅文字清晰呈现历史脉络。由助手编纂、书手抄录的草稿——“长编”，每四丈为一批卷，摊展于司马光案前。司马光边阅边将可供修入正文的部分另行标记，每事仅录首尾二字。此环节的草稿，可称为“标记稿”。国家典籍博物馆保存的《资治通鉴稿》一卷，当属司马光的“标记稿”。司马光的“标记稿”与相应的“长编”同归书手，由书手誊抄成定稿，继而刊刻成书。自47岁起，至66岁终，尤其是在53岁退隐洛阳后的十余年“专职历史学家”生涯中，司马光几乎日日如此工作。他给自己定下工作量——每三日删一卷，若有应酬耽误，必定加班加点以补进度。无人催促，“卷”他，只因他早已将编纂《通鉴》视作自己的“天命”。
工作量究竟有多大？仅以唐代部分为例，计289年，前161年的“长编”确知超200卷，达800多丈长；后128年，年代更近，史料更丰，信息更稠密，草稿篇幅绝对在600卷以上，唐代全部“长编”合计达3200丈。3200丈漫长卷轴，需逐字逐句审读，司马光却在漫长编纂中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黄庭坚参与《通鉴》雕版印刷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数百卷，他见到，司马光所作批注，“无一字潦草”。
《通鉴》的叙事，记述什么、舍弃什么、如何叙述，均经司马光精心遴选。而《通鉴》直接抒发观点的议论部分“臣光曰”，更出自司马光亲笔。全书所展现的，正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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