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陈衡哲的名字并不生疏。她拥有好几个身份标签：《小雨点》（白话小说集）、《西洋史》的创作者，赴美留学青年，大学女教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在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想界堪称罕见。
陈衡哲相当幸运，比起许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她获得了留学的机会；比起不少被禁锢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幸婚姻中的女性，她的丈夫任鸿隽给了她极致的关爱，他曾对她亲口承诺，自己将作为陈衡哲与时代风雨之间的屏障。他是为妻子挡风遮雨、助其事业成功的守护者。但也需承认，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陈衡哲在自传中记录了三舅对她的教诲：“人对于生命有三种态度：安命，怨命，和造命。我坚信你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希望你自幼就持有造命的心态。”现代中国的女性若想有所建树，这种“造命”精神确极为重要：不甘于认命，不迷信命运，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自主决定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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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生于1890年。晚清民初之际，学子的教育依然十分传统，以私塾为常态，研读《四书》《五经》。陈衡哲的父母皆是知书达理之人，决定自行教导女儿，尤其是父亲认为陈衡哲比同龄孩子显露出早慧之态，需采用特别的启发方式。私塾教师教授学生的常规是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的顺序进行，虽未必契合孩童天性，但许多人沿用此法，想必其中亦有合理之处。陈衡哲自幼便显露出对诗文的痴迷，尤其偏爱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的《诗经》。然而，她父亲教授的却是本书： 《尔雅》。陈衡哲难以记住书中枯燥乏味且毫无韵律的字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姐妹们正在诵读优美的古诗。陈衡哲只能趁父亲外出时，偷偷背诵《诗经》或唐诗。父亲教的第二本书更令人沮丧，陈衡哲未在自传中提及书名，但根据描述推断，该书是讲中国地理的，老父亲的教法是要求陈衡哲记诵那些毫无生活气息的中国古地名。第三本书是父亲的历史笔记，包含了中国的帝王年号及统治年代，显而易见，父亲意图让陈衡哲强记。试想一下，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没有学习唐诗宋词，反而要背诵《尔雅》和中国历史地理。如今回望，陈衡哲的父亲何以让女儿学习这些知识，大约与晚清知识界热衷研讨西北史地的学术风尚有关。
陈衡哲在后来的自传中坦言，父亲的教法纯属失败，他自以为能培养出个学问家，实则是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留给她的记忆是，“这些课程真是我的童年最乏味最痛苦的经历”。同龄的胡适尚能相对自由地阅读《水浒》《三国演义》，陈衡哲的境遇则糟糕得多。父亲的教育给陈衡哲留下深刻教训：读书需遵循身心发展规律，否则丫头拔苗助长，得不偿失。后来在从成都到上海的途中，陈衡哲携带了一套印制粗劣的梁启超著作，约一百万字，她“逐字逐句全都阅读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乐趣。那个时代的梁任公文字魅力确实非凡。
陈衡哲与普通女性不同的地方，是她胆识过人。她敢于离家出走，千里追随三舅前往广州求学；她敢于独自手持介绍信闯荡上海学医；她敢于与仆人结伴从上海到成都探寻父母，全程五十七天。这五十七天的经历值得好好讲述。具体情形是，在四川为官的父亲催促陈衡哲归家相亲成婚，但在电报中未明确说明，仅要求她速归。陈衡哲遂带上三舅的一名仆人一同启程，双方约定到达宜昌后由父亲派来的仆人接替，在父亲的一位友人处交接并结算额外路费。转折点在于陈衡哲一行先抵达宜昌，而父亲的仆人尚未到来。于是，这个仆人耍起了无赖，在门口摆张凳子坐下。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仆人此举完全不合情理。他趁机向陈衡哲勒索钱财，索要工钱、小费、返程路费等。幸而十几岁的陈衡哲已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她明白那个家伙是在趁机敲诈，若她表现出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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