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元 叶彩霞
微信版第1982期
宋代被广泛视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承前启后，成就斐然。这一阶段，地方志的体例和内容都走向成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在众多方志佳作中，《泾川志》虽已散佚，但其深远影响依然存在。这部南宋嘉定年间由泾县知县王栐主持编写的著作，虽然原书不见踪影，但凭借后世方志的引证和历代学者的考证，我们仍能感受到其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描绘了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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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泾川志》共十三卷，是知泾县、濡须王栐叔永所著。嘉定癸酉年，赵南塘为该书作序。当初，泾县常年遭受水患，庚午年冬天，王栐叔永将县治迁往旧治东二里，定名为留村。
元抄《直斋书书录解题》残页
宋《泾川志》的编纂与南宋时期方志编纂的兴盛紧密相连。统计显示，两宋时期全国性的总志和各种地方志总计达千余种。这种繁荣景象的形成，源于多重历史因素。1127年北宋覆灭、宋室南渡后，政治中心迁移至南方，南宋朝廷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管理迫切需要地理信息，为方志编纂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同时，印刷技术的改进为方志的刊刻与传播创造了条件，理学思想的流行促使学者更加关注对现实世界的考察与记录。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地方官员和士人通过编纂方志来弘扬地方文化、增强地方认同，形成了方志编纂的高峰。
在此背景下，泾县作为皖南的重要县份，其方志编纂也得以蓬勃发展。泾县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与皖南山区交界处，青弋江及其支流贯穿全境，形成河谷平原。自西汉设县以来，泾县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区”的美誉。这里不仅是宣纸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历史上商业繁荣、文风鼎盛之地。特别是南宋时期，泾县“商贾远出他境，赢走四方”，经济贸易的发展为方志编纂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需求。
宋《泾川志》的编纂者王栐，字叔永，濡须（今安徽无为）人，嘉定三年（1210）冬出任泾县知县。郑相如所编乾隆《泾县志》记载，王栐出身于“家世名儒，通显于朝， 有刚直声”的家族，这一家学渊源为他日后治理泾县和编纂方志奠定了基础。王栐上任时，泾县正因水患频发而陷入困境。县志中记载了当时的艰难：“淳熙初， 水失故道，直冲邑治。每巨浸，屋多倾颓，岁削朘，将底于既官无临治之宇，吏缺文移之舍， 囚无犴狱，输无仓库，类侨寄空浮。文书簿帐漫簿书温散无稽，赋税陷者复几十六七”。面对这一局面，王栐展现出了出色的治理能力。
王栐在泾县的政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迁建县治，他“卜徙占相，兹土高燥坦平，于久为宜”，最终选定旧治东二里名为“留村”的地方；其次是筹集资金，面对“官素乏供，无可倚办”的财政困境，王栐“首捐私帑，倡民争助，悉力任费”，通过个人捐款和民间集资解决了经费问题；第三是规划建设了规模宏大、功能完善的新县治，“通为楹二百四十有一，总縻钱二百六十万有奇，米七百二十斛有奇”；最后还包括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如钦贤桥、城隍庙、兴教寺等。这些政绩不仅体现了一个地方官的治理能力，也反映了王栐注重规划、民生优先、廉洁高效、重视文化的治理理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栐主持编纂了宋《泾川志》。这部志书共十三卷，虽然原书已失传，但通过后世方志的引用，我们仍能推断其内容范围。现存片段显示，宋《泾川志》至少包括建置沿革、地理环境、城市建设、经济赋税、文化教育、人物传记等内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志对水患的记载极为详细，为理解宋代泾县的自然环境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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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泾川志》的编纂体例具有宋代方志的典型特征。它继承前人的成果，并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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