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
《朝花夕拾》自1926年问世以来,至2026年正好百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同鲁迅文化基金会合作,将原著文本、珍贵手稿与相关历史影像合集,编辑出版了这部《朝花夕拾》百年纪念版,以此向这位文学巨匠表达崇高敬意。
大多数读者接触《朝花夕拾》,大概是从语文课本开始。诸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这些篇章,早已深入人心。新编的中学语文统编教材,更把《朝花夕拾》列为“整本书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在学习鲁迅选篇的同时,通读整本书。这一做法也带动了不少家长重新捧读这本书。
“整本书阅读”背后,衍生出一个讨论:《朝花夕拾》究竟是什么文体?是散文,还是杂文?或是传记?抑或鲁迅开创的独特体裁,留下了可供不断解读的空间?
周作人曾撰写多篇论文,考证《朝花夕拾》中的史实、人物及风俗,指出该书“带有小说色彩”,运用了虚构与修饰,部分内容与事实存在出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不可完全当作真实史料。李长之说,《朝花夕拾》“表面是散文,内里还是回忆夹着抒情的杂感”。更多评论家则主张,《朝花夕拾》是一组回忆散文,属于文学创作,不宜简单视为自传。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有意思的是,普通读者读《朝花夕拾》,往往当成本人的自传,语文课上有时也真把它当做传记来讲。那么,该如何看待《朝花夕拾》的文体特性呢?
鲁迅本人明明白白说过,他不打算写自传。李霁野曾回忆,他劝鲁迅写自传,或者帮助许广平写鲁迅传。1936年5月8日,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我不写自传也不热心别人给我作传,因为我这一生太普通了,假如这也算是传,那么,中国马上会有四万万部传记,真会挤满图书馆。”这段话证明,鲁迅确实不把《朝花夕拾》当作正式“自传”。
鲁迅曾说,《朝花夕拾》“只是回忆的记事”,“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所谓“抄”,是生动比喻,指将记忆中的人物事件记录下来,这就是纪实性所在。记忆虽有真有假,难免遗忘、错记、变幻,而“抄”的过程又涉及筛选,个别细节同史实出现出入是难免的。如果将《朝花夕拾》同鲁迅写的正式自传,或对照经过学术论证的鲁迅年谱、传记来看,你会发现该书描写的家族境遇、地方风俗、求学经过与时代变迁,大体同鲁迅早年生活轨迹及史实相符,其纪实成分占主导地位。尽管部分人物事件同真实情况有出入,又融入了想象与虚构,却也不能因此否定《朝花夕拾》作为“自传”的基本定位。正因具备纪实性,这本书为后人了解鲁迅早年生活及其人格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读者把它当自传来读,顺理成章,不算误读。只是做学术研究时,若要准确考察鲁迅生平,仍需对《朝花夕拾》中的某些细节做深入考证。
《朝花夕拾》是由若干篇回忆散文构成的,每篇可以独立又按时序关联,形成一本完整的书,而非随意的散篇合集。这种完整性值得注意。该书的内容取舍、篇章布局,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处处显露出统一构思。鲁迅的创作生涯中,这种完整性是罕见的。不妨对比他的其他作品。小说多是短篇,《呐喊》《彷徨》是散篇文章结集,毫无整体结构。至于《故事新编》,虽然有预设要写成古今穿插的“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各篇间却不存逻辑联系。至于杂文,更是针对现实、随时而作,发表到一定数量后结集出版。唯有《朝花夕拾》,从一开始就具有结构性设计。鲁迅原本打算写一个早年生活的系列回忆,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其中有“准自传”的结构性考虑。
不过,《朝花夕拾》终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传记。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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